端公的后代继承端公瑞公宏志，大多数男丁在“人口爆炸”时再迁他乡。
至其第22代传人，则唯剩长孙吕惠传独守吕家河这爿祖宗基业了。
这时的羊洲，除大河小河岸边外，被江堤护卫着的洲田、民居都称“吕家河”，然吕氏传人数量却与此名不符了。定居于此的，有了不少后来的“杂姓个子”。
吕惠传生于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于道光十八年娶羊洲杨家河杨氏女为妻。那时人口成活率较低，吕惠传仅余吕家凯、吕家进二子。
家凯、家进兄弟长大成人，各自立业后，兄弟不和，遂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分建前头祠堂、后头祠堂，前兄后弟。二祠均设祖宗牌位，端公的堂堂头像居于至高无上之位，供前、后祠堂的后人共同顶礼膜拜、心中永念。
而今120个春秋逝去，吕氏传人在羊洲像盘根错节的狗牙根草一样，已衍生至百余户约千余号人。即便如“外姓”杨正夫，也属吕氏传人，因为他是前头祠堂吕正英的儿子，而吕正英的亲爷爷即是吕家凯。又如退休干部胡万合，其妻吕正翠，就是吕正英的妹妹，杨正夫的二姨。即便如当前正与杨正夫对着干的吕天模一派人，大多也与杨正夫等人有着姻亲和血缘上的拉挂关系。而吕天模也属前头祠堂传人，他的太公*吕中伍，是吕家凯的长子，恰恰是分建祠堂的光绪六年出生的。
现如今，城里人讲同学、同乡、朋友、战友乃至牌友、酒友，若是姻亲、血亲，那就太珍贵了。绝对“铁杆”，“两肋插刀”，“一人得道众人有福”。对比之下，在农村，比如羊洲，就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了。对这一社会现象，杨正夫自然深谙个中三昧，不然，如何玩得转羊洲？！只是他“愤青”“涩果子”* 吕天模是个门外汉啦，可悲可叹啊。
时光呀，仿佛一道长长的溜坡，最易纵容、迁就有着太多惰性的人们，而最善谅解、附和怕过埂、爬坡的人们。
这不，自收到市信访办的回复，一晃，吕天模他们、杨正夫他们，以及整个羊洲村与玄洲镇，“骨碌碌”一下便滑入了2002年的初夏。
羊洲村的格局并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吕家河前头祠堂的外甥、吕正英的大儿子杨正夫，还当着村党支书兼村长。
如今，玄洲镇的官员们，依然隔三差五地到羊洲来“下乡”。杨正夫呢，则依然在自己家里，由妻子李次玫做菜，好酒好肉地招待他们。自然，工作之后，微醺之中，工作同志依然要“与民同乐”，同杨正夫、吕华明、吕华祥、妇女主任徐树英，有时还“扩大”到镇退休干部胡万合、老支书张朝金，及杨正夫的弟弟杨正健、表哥吕华胜、吕华虎等人，打几圈花牌，放松放松，消遣消遣。
玄洲人善打花牌是出了名的。在整个高州地区，以至邻近的紫州地区，玄洲花牌可说是个品牌。官场、商场、文场和同学、战友、同乡聚会时，要是摆出花牌来，碰到有玄洲人上场，其他几家往往便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结果还是必输无疑。玄洲人打花牌精，已成高州、紫州一带的共识。
前边说过，这花牌与麻将一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源远流长，其在玄洲民间“人脉”甚旺。打牌时，四人围坐，任一方洗牌，分成五叠，各方分一叠，桌心留一叠。洗牌者随意翻开桌心牌，若是红字上、大、人、可、知、礼或化、千、孔、己、土等一类牌，则以“上孔化七”（次序为：上大人，可知礼，孔己，化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为序定庄；若是数字牌，则以“点子多”（自然数字牌序）定庄。庄家确定后，由庄家洗牌，对家“腰牌”*。“腰牌”方称“醒家”，也称“歇醒的”，取其打得昏头昏脑了歇一歇、醒一醒之意。
三方打家顺序取牌，取至第25张后，庄家再取一张，称“灌头”，意即封顶吧。同时宣布“请统”，即请打家们，若有同字牌摸齐四张且拟作为一轮牌的，则需“统”，即把桌心牌的底张取上来归己。“统”有先后，巴家（尾家）先“统”，二家次“统”，庄家最后“统”。
接着，庄家出牌，打家们若需吸纳别方打出的牌，如同字牌有两张即“对子”，便可“对起”；有三张即“坎儿”，便可“开招”；有四张，即“成统”，便可“开贩”。打出的牌若无人要，则归下家取牌，再打出一张牌，如此循环往复。
“胡牌”（和牌）的标准较严。手中的25张牌，加上最后摸上来的一张牌，或者别家打来的一张牌，应组成八轮半牌，对出在桌上的、招、坎、统和三字连句的，各算一轮。半轮的是“口”，只两张字，缺一字才圆，未封口，故称。仅牌圆了还不行，还需至少有十七胡。牌圆了又有十七胡了，即称“胡了”，把牌一轮轮摊下，众人审过，便可打下一牌了。若审出破绽，如胡不够，如句子不圆，就是“炸胡”，“胡牌”方要受到惩罚。
“胡”的计法：一轮红句子一胡，对子一胡，坎两胡，招四胡，统四胡，贩八胡；黑字，则各各减半。由此可见，我国传统观念，红比黑好。若是“经”，又不同。事先若定为“三条经”，那么，三、五、七属经，其素字每字一胡，花字每字两胡。这是作“普通经”时的算法。若被定为“主经”，则要翻番。“叫经”、“板经”、“闷经”，各各对胡的算法又有区别。叫经、板经时，仅某个经字为主经，其余为副经。主经的素字算两胡，花字算四胡；组成一轮的坎，素坎算十胡，单花坎算十二胡，双花坎算十四胡，单花统或开招算二十四胡，双花统或开招算二十八胡，统上顶或开贩算五十六胡。副经的算法，就是各各减半。闷经时，主经的算法同上，但依自己手中牌而自定经，也就是哪条经多，就定哪个。
事先若定为“五条经”，那么乙、三、五、七、九均仿上算胡。
桌心牌摸完后，若仍无人胡牌，便是“黄”了，可重开。但重开在同一庄上，最多限三盘，“黄三盘，乖乖地下庄”，并且，庄家还应给醒家“开醒钱”，以补偿醒家的无效劳动。
打花牌，既可“素打”，也可“带彩”（赌博）。素打者，记“胡”，“胡”多为上；也可打“恰胡”，即最先恰恰满一百胡或两百胡者为赢。
用来赌博，那花样就多了。不过，在玄洲最普遍的打法，是“逢五进爬坡”。十七胡为基础，每增五胡为一档。而在羊洲村，最盛行的打法，是“一块钱爬坡”。当然，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那时，即便允许打，也只能是“滚筒子”*，以一支烟爬坡，或“一角钱爬坡”。如今的“一块钱爬坡”，分“包铳”和“半边铳”。如果“放了铳”，是“包铳”的，给胡家两块钱，即包另一打家应出的钱；是“半边铳”的，只给胡家一块钱。“爬上了坡”的，每升一档加一块或两块钱。
自然，在杨正夫、胡万合等条件较好的羊洲农家，则一般是打“五块钱爬坡”，板经，包铳。
镇干部下村来做客，杨正夫、杨正夫的弟弟、表哥，还有吕华明、徐树珍等人，无疑都是打的“业务牌”，即“业务第一，赌博第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镇干部因常赢，所以都喜欢到羊洲来，到杨正夫家做客。杨正夫呢，也乐于作此感情投资，这才叫“吃得开，玩儿得转”。
不唯打牌，妻子李次玫办的“干部餐”也是“业务餐”，也属“感情投资”。虽然是在家里做菜，可得花钱买菜，如肉，鱼，卤菜，豆腐，皮蛋等。鸡子在鸡笼里捉，鸡蛋在母鸡屁股后面摸，小菜在自家菜园里取，花生在花生桶里抓，而烟酒也还得花钱。酒起码要“甘阳大曲”，每瓶十五元，一桌“干部餐”没有两三瓶难以尽兴。烟至少要买“红金龙”牌的，每包十二元，招待一顿外加打牌少说五包，瘾君子多一点的话便要一条。如此算来，自家贴进的柴、米、油、酱、醋、茶、蔬菜、花生、鸡、鸡蛋、腊菜、腌菜不说，光活钱现花就要一百五至两百元。
镇里干部除了镇委、镇政府机关人员外，还有镇直“七站八所”的人员；管理区虽然撤了，但还有“管片”的干部；有时市里干部也下村来，尽管很少在村里吃饭，但香烟总得用上几包；每个村都有市里的某个部门负责“包干帮扶”，帮扶的物质送进村，怎么好意思让别人货一卸就走呢，也得安排安排呀。
长年累月，点子密了，再富有的农家也要被掏空啊。所以，吕华明，吕华祥他们参照上届村委会及外村的做法，建议杨正夫每接待一次客人到村里列支一两百元，如果陪客打牌输的超过了一百元，则加起来一并列支。如此一来，自然开支就大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代表村里招待了的，即使“不准由村开支招待下乡干部”，也得以合法的名目贴上去，核销掉。否则，谁还当这个一年上头点头哈腰颠颠跑、收费收税挨人骂的村干部啊！
注释
* “太公”：指曾祖父。同类的，“老太公”即指曾祖父的父亲。
* “滚筒子”：羊洲暗语，指用香烟小赌，赢了之后，其余方敬烟，从桌面上滚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