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中国女人在澳洲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女大学毕业生，因为政治环境家庭冲突等等原因，选择了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异国他乡寻求人生新开始。不是掘金，也不是追求西方的生活，而只是为了摆脱以往的环境，向往心灵的自由。
本性孤淡，不善交际，十分注重内心的感受，敏感而又自尊，这样一种性格，本应该留在中国一处小城，过着平平淡淡的普通生活，想不到却因情势所趋，误打误撞的来到了澳洲。一个孤独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孩，没有人事依靠，没有金钱支持，语言又不流畅，艰难是必然的，也是可预见的。这也是许许多多的移民者共有的经历。所不同的是，到澳不久，她却找到了一份省政府部门公务员的工作，从此便进入了澳州主流社会的职场中，经历了一个女移民在异乡独自挣扎奋斗的故事。
一份不错的收入，一个稳定的工作，又可以从事自己的专业，这是许多移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她珍惜它，视它为上苍的赐福，抱着感恩的心，默默的孜孜的在自己的职位上耕耘，她也确实得到了上司的好评，很快便转为了长期职位的制图员。
可她不懂办公室政治，也不会八面玲珑地讨人喜欢，她自以为到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可以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劳力来安身立命，不用委屈求全，不用曲意逢迎。她尽己所能地发挥着才干，成果出得又快又好。她只是在埋头苦干。但她却不知道这不符合真实世界的职场潜规则。无论在中国或西方，老板和同事其实并不需要初来者业绩斐然，而更需要对他们职场地位和心理优势的崇尚。慢慢的，同事从这个沉默的中国女人身上感觉不到他们对中国人天生的优越感，也感觉不到所期待的中国女人对他们的柔媚顺从。那一张张精美的图变成了对他们的挑战和威胁。不知不觉中，她被推到了反面，成了众矢之的。
她再次尝到了歧视的滋味。以往是在中国，因为出生在‘历史反革命家庭’而受够了政治歧视。这一次是在澳洲，欺压她的人们头顶上都亮着民主公正的光环。一次又一次，暗的和明的，能忍受的和不能忍受的，她统统都忍下来了。她明白这一份工作对她意味着什么，她要保住它。
可一个女人能承受多少？特别是一个敏感自尊的女人? 她终于发出了申诉歧视的声音。
战争在办公室开始了。一方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凭值着自尊和不再被人欺负的信念，做着注定失败的努力；一方是人事部门，各管理阶层的头目，反对她的人和看热闹的人，依仗着人多势众，以维护政府部门的声誉为由，在‘调查真相’的名目下，收集‘公众观点’，形成‘调查报告’，不但把她的申诉彻底推翻，而且把她推到了‘问题职员’的位置，最后以莫须有的理由把她排斥出她工作了20多年的政府部门。
她再一次申诉，又一次失败；再申诉，再失败。战争步步升级。从办公室本部，到厅部，到省长办公室，再到其他众多的政府部门。强加的名目也一次次的增多，从‘问题职员’到‘精神病患者’到‘危险分子’。为了对付一个弱女子，竟然动用了众多的公众资源进行监控和控制，务要把申诉的声音扑灭，务要把她推到‘罪有应得’的位置，从而显示他们措施的正确。
人性的黑暗，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支离破碎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最终导致了她毁灭在自己向往的土地上。
故事千头万绪，该从哪里说起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上篇：原乡的日子
她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姿色平平，资质也平平，在芸芸众生之中，犹如一棵小青草长在荒野中，平淡柔细，无声无奇。
可当岩石挡头时，这柔弱的生命却迸发出顽强而韧劲的力量，硬是从石缝中挤了出来，展叶向天，餐风饮露，从此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甘甜和风霜。
这故事是关于这柔弱的生命，和这生命承载的美丽和苦难。
1． 我的家，我的家乡
这小城其实并不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中山。祖父是一位有名的中医。据说旧时出诊常有车轿接送。祖父置下了一处房产，筑建得甚是堂皇。可日军的一通狂轰滥炸，把祖父的一生心血化为一片烂瓦残墙。
祖父此后定居别处，并立下家训，令子孙不要再回旧时伤心地。
父亲一辈，我们一辈，谁也没有再回中山。
父亲经历坎坷，一生贫寒。毕业于广东国民大学政法系，年轻时颇为意气风发，改名焕华，立志焕发中华。毕业后却因为当时的政风腐败，社会黑暗而四处碰壁。直到三十六岁才由同学介绍到韶关当了一名盐务局长。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后期，广东的省政府迁都韶关，大量的难民也涌入韶关。我的祖父母和我父亲的妻子带着两个八岁和六岁的女儿，也路途迢迢的奔赴韶关。关山阻隔，人海苍茫，乱世浮生，音信难投，家人们无法联系到我的父亲，经济也断了来源。父亲的结发妻子撇下了两个幼女，病故在韶关。祖母靠摆摊出售故衣，赚取维持一家几口的活命钱。待到我父亲找到他们的时候，行李中只剩下了几件衣服，个个衣衫褴褛，骨瘦形销。
父亲中年丧妻，上有高堂，下有幼女，他需要一个太太来重组家庭。这时候他遇到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当时18岁，比我父亲年少18岁。母亲毕业于香港一所天主教女校初中部，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身形娇小，容貌美丽。
外祖父是香港一位商家，家资雄厚。外祖母因为与其他妾侍不和，便私自带了尚在襁褓中的母亲逃出了那个大家庭。母亲没有见过她的父亲。她由外祖母一手抚养成人。
在日军轰炸香港后，外祖母带着她，随大批香港难民逃到韶关。一个寡母独自带着一个懵懂不知世事的少女，无钱无势，在乱世中孤苦无依，急需找一个靠山。所以当任盐务局长的父亲派人一说媒，外祖母便答应把母亲嫁给他。
从此，年轻貌美的母亲，便随父亲经历着一个个中国政局的变化，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冲击，过着惊慌无定，困苦坎坷的生活。其中有多少不甘，多少忿怨，真是难以细说。
解放后，父亲到这个小镇任中学语文教师，母亲在初中任英语教师。这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文革前最高的大学升学率是93%。邻近市镇的许多学生都以能进入这所中学为荣。父母在这里一呆就是三十三年。
这是一个中国南方常见的小镇，处处葵树，处处果林。田洼和池塘在城外纵横陌布，一到夏天，龙眼，荔枝，香蕉等等水果便挂满枝头，满城飘香。
我们的家在城郊，是父母租住的一处民居。初来时父母以为这小镇只是动荡局势中的一处暂避之地，家里也只有几口人，所以屋子很小。没想到被困半生，这地方竟成了他们儿女的第二故乡。
我出生在这个小镇，也成长在这个小镇。到我出生时，我们的家已是个儿女众多的大家庭。
我们的日子并不太平。不停的政治运动，使这个家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颠簸摇晃，无时安定。一遇风浪，我们便惊惶地祈求上苍保佑，不要让小船翻倾，让我们保存这个安身的地方。
父亲早已被历次政治运动整成了惊弓之鸟。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父亲便是一个沉默寡言，干精黑瘦的小老头。走路时双手拢在胸前，佝偻着腰，低头前倾，脚步拖沓，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只是记忆在陈旧的照片中。
母亲一直美丽，虽然是众多孩子的母亲，看起来却像是我们的姐姐。周围的人提起中学的英老师，都说是一个美人。母亲手很巧，编织的毛线活远近闻名。所以尽管常年经济拮据，我们却不时能穿上手工精致，花样翻新的毛衣，在同学中很出风头。
我们家虽然孩子多，但个个懂事，从来没有为吃穿争斗过，而家务都抢着干。两个长姐虽然不是同母所生，但对弟妹们却爱护有加，不管处境如何艰难，都和我们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从没异心。几个年长的姐姐克勤克俭的帮着父亲操持这个诺大的家。提起黎家的孩子，邻人都竖着拇指称赞‘真懂事’。
因为父亲当过国民党员，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儿，在那时的社会环境中，背负历史包袱的就不仅父亲一人。我们全家人的政治前途，所处的社会地位，在学校和社会受到的对待都被牵连。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的家与别人的家庭不同，我们懂得生活的艰辛，懂得谨言慎行，懂得夹起尾巴做人。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又矮又瘦，长着一张扁平的脸，与家里众姐妹相比，长的最丑。可沉默寡言的父亲为我取了一个善唱的名字‘黎鹂’，一只黎明中唱歌的黄鹂鸟。他说呐言的人受欺，希望我能说善辩，不像他那样受人欺负。可我偏偏生性孤僻，不善言辞，直到53 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因为寡言不合群而受够了别人的欺负。悲兮？叹兮？
2． 文革的记忆
1966 年是所有与我同时代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一年。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在这场大运动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是史学家，也没有才能和智慧对这场革命作出评价。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文革给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打击异己，公报私仇的机会。上到高官，下至平民，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当年我9岁，小学二年级，已经记不清运动开始时的情形。我对文革的记忆是从抄家开始的。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们全家都已经睡着了。巷子里突然一阵嘈杂，急乱的脚步纷纷停在我家的门口。‘开门’，‘开门’，很多的手在捶打我们家的门。我们都惊慌地穿上衣服缩坐在床上，不敢作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父亲慢慢的从里屋走出来，不看我们一眼，径直走到门前，默默的打开了门。
涌进来的是一大群学生，很多是我姐姐的同学，我父母的学生。很显然他们没有多少经验，看着我们一大堆缩在床上的孩子，和站在一旁的自己的老师，有些慌乱，也有些好奇。外祖母问他们‘什么事’？一个我们认识的中学生头头便故作成熟的样子，扳着他那张年轻的脸严厉地说，他们来检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家庭。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们虽小但整洁干净的家被弄得遍地狼藉。一通骚扰之后，年轻学生们便带着满腔经历了一次革命行动后的高昂激动的情绪离开了。他们没有打我们，也没有带走我们的父亲。这次抄家只是革命组织对我们家的一个惩罚姿态。
自始至终，父亲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愤怒也没有慌张。他只是有些呆然地看看他的学生，又看看缩成一团的我们，看着满地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眼睛里满是无奈。
姐妹们都含着眼泪，但谁都不敢哭，连一向勇敢的哥哥也不敢作声。但我们的心里都充满恐惧和屈辱。我们都意识到今晚是我们人生的一条界线，我们将成为‘黑五类分子的子女’，被欺被辱将在所难免。
我一直在发抖。不是因为深秋的寒意，而是因为内心的愤怒和恐惧。
第二天，父亲去学校后便被拘留在‘牛棚’，他被命令交出‘历史反革命照片’。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与我们母亲有龃龉的女教师，联合了两个以前受校长器重的年轻女老师，一起到学校造反派组织告发，说她们曾在我们家看过一张旧照片，照片中我父亲披挂着旧政府奖予的绶带与我们母亲和两个姐姐合影。三人同声，说证据确凿。所以就引发了抄家事件。
家里确实有一个旧的照相本，里面是我家以前生活的记载，我常喜欢拿来看。里面的旧面貌旧衣服常使我着迷。我喜欢看母亲年轻美丽的样子，和那别致时尚的衣着，姐姐们的发型，父亲微笑的脸，这些东西常把我带到陌生而遥远的遐想中。里面也确实有一张父母与两个长姐的合影，但却绝对没有什么‘旧政府的绶带’。
这张捏造的照片使我父亲关在‘牛棚’两年多。我现在仍然不是很明白她们怎样可以这样做。如果说是看错了，但却不会有三人一起看错的可能，而且齐口指证，理直气壮。如果那女教师是为了报私怨，为了让我妈妈受整，而另外两个女老师是为了立功，为了逃避因为受校长器重而受到的冲击，那她们应该也不会这样做啊。他们都是省重点中学的老师，都受过高等教育，她们明明知道这种诬害会使我们一家十几口人堕入灾难，怎么会可以这样惘顾天理，陷害无辜？我心里其实希望能找到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可是当我现在身在澳洲，像我父母当年一样被人诬害，而害我的人都是专业人士，部门经理，只是因为一点个人私怨而纠结成群，编造罪名，把我排斥出工作了20多年的政府机构，并利用人多势众造成声势，令所有的公平机构都不敢冒犯其势力，让我投诉无门。身受冤情，我对当年父母受到诬害便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一些情势下, 人们真可以脸不红心不跳，众口一词地诬陷私敌。特别是当牵头诬陷的是职场中的强势者，而对手是职场中的弱势者，便会有很多人因为从众心理而相跟，形成一个巨大的势场。人在其中，人云亦云，助火添薪，不会顾及什么公义和天理。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事件，便不会奇怪人性的丑恶。这与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无关，甚至也与政治社会制度无关。这是人们生与俱来的一种特质。中外如此，情节雷同。
父亲不时地被揪出‘牛棚’，与其他的‘牛鬼蛇神’一起到街上示众批斗。每当那时候，我们便远远的避开那个街区，绕道而行。有一次我在放学时不期遇上了那个场面，看见父亲站在一列‘牛鬼蛇神’中，带着高尖的纸帽，胸前挂着大纸牌，上面写着极具人格污辱的话。我的心愤恨而疼痛，我匆匆离开那地方。但父亲那可怜的样子却刻在了我的心的深处。这个固执，迂腐，自尊而又敏感的旧式文人，一向以面子为重，不承想到晚年却受到这种侮辱，可想而知心里的伤痛和耻辱。他后来对我们说，他好几次想自杀，只是因为想到母亲和我们，才强迫自己活下来。
父亲关在‘牛棚’后，原来讲师级待遇的92元月薪便被冻结，代之48元生活费。原已拮据的生活便更加捉襟见肘，我们姐妹和哥哥常常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上拾柴火帮补家用。人们见到我们，都避之不及，少有招呼。我们被扔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1968年夏天，父亲被放回家，没有审查结论，也没有任何解释，对那些当权者来说，把人关两年就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们都敢怒不敢言。父亲更加如履薄冰，事事谨慎。不久，姐姐们上山下乡，到山区插队当农民。父亲被安排到其他的地区学校，母亲则被安排到农村小学当校长。几年后，我毕业后也到青年林场当知青。在文革的10年里，我们一家人逐渐四处离散。在那样一种艰难的日子里，前途茫茫，福祸难定，我们都不知心归何处，身安何处。
3． 彷徨的青春岁月
17岁那年，我中学毕业后便与其他同届的学生一起被送到青年林场劳动。其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接近尾声，但没有人告诉我们能不能返城，何时返城。大家的心里都对前途充满了担忧和疑虑。
刚到林场的时候，我们由林场的领导分组。我因为个子矮小，看起来像个小学生，所以各个小组的领队都怕我不能干活而不要我，我是最后剩下的一个。看着其他的同学都被领队们领走了，只有自己孤零零的站在哪里，心里又慌张又难过。后来一个叫‘更叔’的老林场工把我分在他的种植组，挖坑种植茶树和砍竹子。
由于体细力薄，繁重的体力劳动对我来说更加艰辛。可我知道除了工作出色，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任劳任怨，无论什么工作都做得最好。我一次一次对自己说‘咬咬牙，不要怕’。后来人们诧异的发现这个瘦小的女孩子，竟然什么工作都比别人干得好。他们不知道，我在用我的劳动成绩来维护我的自尊和排解我的自卑，我要向他们证明，尽管我出身于他们不认同的阶级，但我并不比他们差。这是我内心的秘密动力。
有一次我跟随小队去砍竹，回来的路上，天下起了小雨，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冬天的山区天黑得早，山道又滑，肩上扛的一捆竹子变得越来越重，我慢慢地落在了后面。当我发现自己走岔了路，大声喊着队友的名字时，他们已经走远而听不到我的声音。雨幕下昏暗的群山，对我来说山山相似，我辩不出场部的方向。天越来越黑，雨越来越大，我扛着一捆竹子，声斯力竭的喊着，大声的哭着，在群山中怆徨无依，因为慌张而越走越错。等到更叔带着来两个林场工，打着手电，喊着我的名字找到我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原来队员们返回场部，才发现我不见了，更叔便连忙带着林场工来找我。我脸上泪水交织着雨水，浑身湿透，抖个不停。那是我身体经历的最恐慌的事件。直到现在我还害怕黑夜，即便在澳洲，没事我也不会轻易在黑夜出门。
林场的生活艰苦又沉闷。劳作一天后，晚上常常要开会，读社论，斗私心，积极分子们都尽量的表现自己，争取林场领导的好印象，而我则常常坐在最后的位子上，一言不发。我的沉默被视为消极，加上父亲的‘历史反革命问题’，所以无论我如何劳动出色，招工返城总是没有我的名字。同学们一批一批地走了，出工偷懒的，常常赖病假的都可以走了，剩下我和其他几个没有后台的同学却被困在林场，度日如年的等待着分配，心里焦急又无奈。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渡假，吃饭的时候，外祖母说起我一个返城的同学，我突然失态地大哭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长期的焦虑和委屈都像潮水一样，随着汨汨的眼泪奔涌而出。全家人都停下筷子，不知所措的看着我，因为这样失态的哭太不寻常。父亲有些忧伤的缓慢地说，‘凡事都有一个定数，焦急也没有用’。他让我耐心等待。是的，除了等待，我还能做什么？
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劳动虽然艰苦，内心的煎熬更加难熬。我常常坐在竹林边坡上，看着远处绵延起伏的山岭，用幻想来构造自己的将来。我想象着自己成为一个图书管理员，整天工作在与书相伴的美景中。或又想象自己成为了一个作家，用笔来诉尽人间的不平事。我还喜欢画竹子和兰草来消磨烦闷的日子，现在我能随手画流利的线条，就是那时候炼出来的。
天公有道，我的命运在文革之后有了天新地异的变化。76年底，我终于获得了工作分配。我被分配在一个新成立的腰果加工城乡企业，员工都是农村来的女孩子，有400多人，在当时算是一个大企业。到厂后我被任为出纳员，算是厂里的行政人员，还分了一间单人宿舍。我刚到的时候，还没有厂房，几个硕大的木棚房便是我们的工厂和宿舍，周围是一片片茂密的葵林，前面就是西江。
我的心安定了下来，以为腰果厂便是我今后工作生活的地方，想不到命运却让我有了又一次转机。77年清明过后不久，我接到了家里的消息，说大学将重新招生，让我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莹姐也来找我，问我的意向。在暮色四合的西江边，我们姐俩坐在堤边的葵丛中，脚下是滔滔流淌的江水。我对莹姐说，‘我要上大学。无论学什么，我都要离开这个地方，远远的离开’。
4． 路引远方
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中国的大学已经十年没有招生。十年的毕业生都挤涌在这个窄小的机会通道，谁都希望能挤进大学。或许是天眷顾我，我竟然一考即中，第一批拿到了入学通知书，被千里之外武汉的一所大学录取。那年我20岁，高中毕业已经3年多。
这是一所制图学院，是当年国家的重点大学之一。我报考的是制图专业，根据卫星遥感资料，航空摄影资料和测量资料制图，是十分冷门的专业。我报考它，是因为我宁愿与线条，图形和色彩打交道。我喜欢这个专业。
到校后，发现学校非常破旧，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文革留下的标语。班里有34个同学，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有33岁，最小的高中刚毕业，只有16岁。辅导员是个姓黄的女老师，是文革前毕业留校的大学生，虽然革命左倾，但人还算温和。我们8个女孩子挤在一间宿舍里，上课则常常在阶梯大教室。
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文革前每到寒暑假，父亲的学生们从大学回乡探亲都到家里探访。他们那年轻朝气的脸，自信满满的谈吐常使我对大学非常向往，我以为那是一个追寻学问的地方，应该比社会清明安静。可不久我就发现大学的现实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大会小会不断，思想汇报和政治教育频繁，一遇问题便上纲上线，批判花样翻新，其程度，其声势，一点都不比社会逊色。每当开会的时候，看着同学们慷慨激昂，或故作深刻的发言，我都感到很疑惑和恹倦。文革都已经结束，他们怎么还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优势。在大学这个新舞台上，这些同辈的所谓‘精英们’继续扮演着他们的精英角色，而我，则又一次陷入到沉默之中。
我埋首于课业，绘图课成绩很好。毕业实习时我们小组被分到庐山作地貌考察，我的实习论文是班级五个优秀论文之一。那是我大学四年中最舒心的一次经历。庐山秀丽旖旎的风光我至今难忘。
四年后我大学毕业，被分到一间制图单位。不久一家外国石油公司招聘制图员，我被幸运录取，意想不到的竟成了外企的一名员工。
当时国门刚打开，城市街头上还没有很多外国人。能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待遇也很高。公司每月给我500元兑换券，每天还有10元的交通费，比起在单位上班，每月82元的助工工资，可谓天地之别。
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黄金时段中，而只是依照生活的惯性，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剪着一个清汤挂面的短直发，穿着自己缝制的连衣裙，在一群讲究名牌服装，精致包装的外企员工中自得其乐。
我的直接上司是石油公司在香港测绘署招聘的一个香港人。他对外国人毕恭毕敬，可对我们这些国内员工却充满了优越感。我当时年轻，没有经历过什么世面，对他的态度虽然反感，但不敢得罪，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我的业绩很好，图绘制得非常精确漂亮，外国大老板很满意，有一年在公司的年刊上，还刊登了一张我聚精会神工作的照片。
在外企的工作经历，开启了我观望世界的另一扇窗口，尽管我因为性格拘谨，并没有主动与外国人有多少接触，只是见面打打招呼而已，但身在其中，我能感觉到他们在价值观念，生活质量，工作态度和管理方式上的差异。我很羡慕他们，但我清楚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不可能不顾及自己的自尊去仰视他们的优势，去讨好去接近去迎合。我对自己说，还是当好一个中国人吧。
几年后因为石油公司勘探不到石油而减员，我到制图社工作，被聘为制图编辑。其时我已经结婚，丈夫姓杨，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善弄文墨，在一所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并在文革后的大学毕业生中首批被评为讲师，可谓少年得志。结婚的时候，为了照顾双方的家庭，我用在石油公司积赚下的外汇券，为双方的父母都买了彩电冰箱和其他紧缺商品。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心想做一个好妻子。
生活如果这样下去，我或许会像其它女人一样，良妻贤母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衣食无忧的生活，也会像我的同学们那样，一级级升上去，在自己的技术领域占有自己的位置。可我命定多舛，婚后不久，情势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中国大地上官商勾结，腐败成风，民间怨声载道，杨常与其他的老师议论抨击时政，言辞激烈，加上因为分房与系领导起了争执，此后便处处受刁难，日子很不好过。年轻气盛的他便认定了这块土地没有他的希望，执意要出国。刚好澳洲在市里招收学生，他便不顾一切的报了名, 把我的全部的积蓄都用来交来了学费，还向我家人借了2万港币。
杨赴澳洲的时候，我已经怀孕，因为先兆流产住在医院安胎。他对我说，他不会扔下我不管，让我等他，等他在澳洲安定下来，便把我和孩子接到澳洲。
孩子生下来还没有满月，我接到杨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支持国内学生运动，他参加了抗议活动，他说他对这块土地失望透了，宁死也不愿再返回大陆，让我不要等他，也不要怨恨他，他要求离婚。不久他委托他的家人与我办理离婚手续。我像遇到了晴天霹雳，心里充满了惊恐和怨忿，我非常愤怒杨的家人对他离婚的支持, 也担心自己和孩子以后在国内的处境，我不知道这个冲动的人会在这个政治运动中作出什么行动，担心再一次当‘反革命家属’。我说出国不应该以妻离子散作为代价。我拒绝离婚，决定出国找他。
89 年我历尽艰难到了澳洲。那一年我已经33岁。
下篇：澳洲故事
她本是中国南方城镇一个本性善良，愐腆安静的姑娘，当初的理想只不过是当个图书管理员。她希望自己的生活像涓涓小溪，缓细流畅，一路风景旖旎。
可命运却推拥着她一步一步的走向布满荆棘的人生大战场，一路上见证了许多人性的美丽和丑恶。磨难把她柔弱的心变成了石头，欺凌使她变成了一个战士。她被当作祭品供奉在民主自由的神坛上，满腔怨屈，无处申述。
5． 困窘的单亲妈妈
我乘搭飞机到了澳洲。杨到机场接我。当时他白天上课，晚上在一家酒店打工，生活非常艰苦，样子消瘦憔悴。他把我带到他的住地，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知道我们的感情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两天后他给我留下一个月的生活费，便离开了家。之后为了孩子我曾与他复合，但终因伤痕太深，我们协议离婚，离婚后不到一个月，杨与一个医科毕业的女孩子结婚。我们从此便很少往来。每月收到由政府子女赡养费管理机构转来的$36元孩子抚养费成了我们唯一的关联。杨对孩子的责任，不过是每星期差不多一个汉堡包的费用。孩子由我自己抚养成人。杨在 49 岁时取得了工商管理学位和博士学位后，我们便完全没有再见面。
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杨不是一个坏人，他本质不坏，是艰苦的留学环境和家庭矛盾把我们积存的感情消耗殆尽，夫妻最后形同陌路人。很多时候，生活不是由道义责任，学识修养来支撑，而是由人的性格本质，情势环境来定向，我们的婚姻也是如此。
一个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单亲家庭是艰难的，虽然在澳洲不需要强壮的身体来对付家庭事务，可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而且没有亲人和朋友，遇上困难或特殊情况，无人可商量，无人可求助，内心的彷徨和凄凉真是一言难尽。记得有一次，在我搬家的前一天，我驾车搭载着孩子去油站加油，我和孩子刚下车，两个年轻人便冲上我的车开车扬长而去。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令人难以置信，我目瞪口呆的还没反应过来，孩子已经脸色发白地嚎啕大哭起来。钱包和钥匙全都留在车上，我身无分文，还是油站老板帮我报了案，警察把我们送回家。我抱着孩子在搬家前的零乱的屋子里哭了一个晚上。所幸的是，不久警察便把我的车寻回，使我免受到更大损失。
平时的日子里也常常有一些不期而遇的烦难事，诸如水喉漏水，水道堵塞等等，不可能都请修理工，只能自己动手干。附近bunning五金店是我常到的地方。家里所有的小装修小修理都是我自己干。不是我逞强，也不是我能干，而是环境逼人强。我很幸运有一些好邻居，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对我的友善和帮助，使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
单亲母亲不易当，生活上的困难烦人，藏在心里深处的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庭的内疚更常常使我非常痛苦。孩子从小就很乖很懂事，我十分心疼我的孩子，我只能尽己所能地保护他培育他。我并不是一个能干的人，但对孩子的责任使我不得不鼓足勇气来做人。二十年来，我用尽全力来经营我们的家，我还清了银行贷款拥有了物业，让我和孩子有了一个长久安身的居所。我节衣缩食送孩子去学琴，他只学了5 年便取得了8级钢琴证书。孩子从政府精英中学毕业，取得双学士学位后，又在读硕士学位。虽然我在澳洲无依无靠，但我一直在埋头苦干，一直在为家庭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只希望能在澳州有一份安静简单的生活，能让我用自己诚实努力的劳动，把孩子抚养成人。
我能坚持到现在，除了对家庭的责任，还因为我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生活的因素。
6. 异国公务员生涯
到澳后我四处寻工，我曾在花店插过花篮，也曾在唐人街餐馆卖过点心。寻工的日子焦急又彷徨。当时涌入澳洲的留学生很多，谁都在找工作，僧多粥少，有些刻薄的老板甚至把工钱降到$4元1小时。
冥冥中仿佛有神怜顾，在我经历着婚姻伤痛的时候，神向我开启了一扇幸运的门。有一天我偶然进入一间职业介绍所，发现有一个制图员临时零工空缺，我向职员递交了石油公司的推荐信和毕业证书，他便让我去面试。面试由当时制图科的经理主持。我给他我的护照，我的签证，工作推荐信和学校信件，并当场画了一张小图。经理很满意我的制图技术，很快我便接到了录用通知。
这是省政府一个下属机构的制图科。我当时对澳州政府部门的雇员条例一无所知，只认定这是神对我的恩典。我工作非常努力，图做得又快又好，经理很满意，于是把我由零工改为全职工。从此我便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当上了省政府的公务员。
经理叫杰克.韦特，工专毕业后便在这个部门工作，到我进办公室时，他已在这个地方干了20 多年，从实习职员一直升到高级制图员，成了主管这个科的经理。科里与他同级的是技术经理约瑟.法利，大学毕业后，也是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两人常有矛盾。科里有11个职员，很多都是从学校毕业便到这里工作的老资格职员。制图科分制图组和出版组。我被分到出版组，为局里的期刊和出版物绘制一些地质插图。
杰克.韦特对我很好，大概是因为局里当时没有多少亚洲人，有些好奇，所以尽管我英语不好，性格也非常沉默寡言拘谨内向，但他还是对我和颜悦色，并不介意。他很满意我的工作，很快就把我转成长期职位的公务员。但因为我只有临时签证，所以不久人事科又把我重聘为临时职位的制图员，直到1995年我取得了永久居留，我才再一次受聘为长期职位的公务员。我受聘的特殊经历，在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对我发难，只说是人事科在聘用职员时出了一点小差错，却想不到在20年后竟成了哪些挖空心思把我赶出局的人制造的一个借口。
或许是因为杰克.韦特对我的好评在办公室内产生了一种氛围，当时同事对我都友善。奥加和马里亚是办公室里最老的两个女职员，差不多有60岁，我遇到一些对澳洲生活不懂的问题，都会去问她们。奥加是俄罗斯人，小时候随父母到中国哈尔滨，并在那里长大，所以能听懂一点普通话。她六十年代带着一个小女儿来到澳洲，后来在这个办公室画图。马里亚则是澳洲人，喜欢摄影和旅游，她们俩当时是好朋友，见经理对我好，所以她们对我也很好。马里亚到外国旅游时，还给我的孩子带过硬纸飞机模型和明信片。苏西和奈利则是另一对好友，两人同进同出，像一对姐妹，比我年长几岁，苏西还给过我一些她孩子的旧衣物。波林和安吉格则是一对恋人，波林几年后成了我的上司。我当时的主管是威廉，后来拿了裁员费离开，接替他的是一个叫戴维的年轻人，我的日常工作都由他安排。因为杰克对我的友善态度，当时办公室的人对我都友善，不大在意我的不善交际和拙于言词，我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与同事彼此相安。我努力学英语，也努力使自己适应办公室环境。
后来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叫伊莎，是制图学会的秘书，而杰克和约瑟当时都是制图学会的负责人，所以与两人关系很好，伊莎当时的同居男友是一位海军军官，种种优势使得她在办公室自视甚高，也引起了马里亚，苏西和波林一众人的反感，这群女人之间常有明明暗暗的摩擦。伊莎更是把我看得一钱不值，她坐在我的对面，无人的时候，她常常使些小伎俩来羞辱我和欺负我。我当时非常胆怯，不敢作声，但心里非常伤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人在礼貌友善面具背后的另一个面孔。
很戏剧化的是，在招聘一位长期职位制图员，要在我和伊莎之间作选取时，马里亚和苏西等一众人都支持我而不是伊莎，她们帮我写评语和申请信，而杰克也把职位给了我。一年后伊莎也取得了长期职位。虽然我能够在办公室安定下来，但我的心却重新蒙上了阴影，隐隐中我感到危险，担忧伊莎对我的敌意变成许多人对我的敌意。我也感到办公室并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么简单。
我理解找工不容易，我工作很努力。有了一份工作，我的心便有了一份依托。我只希望这份工作能使我支撑起一个家，能让我们母子在澳洲有一份简单安静的生活，能让我顺利地把孩子抚养成人。工作是我的希望，是使我能够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的保证，它对我真是意义非凡。我每天都兢兢业业的工作，把所有的感激和恐惧都化为出色的工作业绩。我绘制的地质期刊插图分别获得了1994年和1998年全国制图大会的奖项。我出图又快又精确，好像精美的艺术品。人们没有我的经历，很难体会工作对我的意义。除了绘图，我没有其他的专长，不懂办公室政治，不会对上司和同事作出奉承的样子，也不会八面玲珑地讨人喜欢与人家交朋友，在办公室可以说是孤寡一人，没有任何依靠。除了出好成图，我还能以什么东西来安身立命？但我不知道，我的成绩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为我以后的艰难埋下了祸根。
7． 歧视的滋味
主管戴维在下班途中脑溢血离开了人世，主管职位突然变成了空缺。经理杰克希望马里亚，伊莎和我轮流每人每月当一次主管，然后他再决定最终采用谁。他明明知道我的人事应对能力和英语能力都不适合担任这个职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安排。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工作，不想节外生枝，所以我对杰克说，我的英文不够好，我宁愿留在目前的职位协助另外两个人。这使杰克很不高兴，认为我没有听从他的安排，他怒气冲冲的给人事科发了一个文件，中止了我的轮流职位。不久，杰克让马里亚担任主管职务。
马里亚成为主管后，奥加和马里亚的关系不知什么原因而迅速恶化，马里亚和杰克一起极力阻止奥加提升为二级制图员。当时我已经是三级制图员，而奥加在一级职位上已经呆了十几年，按理说晋级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不知道马里亚为什么要极力阻挠她，况且她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到站在经理杰克和主管马里亚一边，常常在奥加不在场的时候，便横加议论，对她贬议一番，而我则一言不发，只顾干自己的工作。但我对奥加心有同情，每当她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来向我求助，我总是好心地帮她，这让老板和其他同事对我非常不满。
一开始，马里亚只是给我一些暗示和警告，但不久她就公然阻止我帮助奥加。有一天，当我和奥加站在印图机前帮助她复制一张图时，马里亚急急忙忙地奔向我们，脸色严厉地命令我回到我的桌子，她说，她是主管，我没有资格指导奥加。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知道她是主管，但她有技术上的困难来找我帮忙时，我都是尽力帮她，为什么我就不能帮奥加？我不想涉及办公室里的任何人事纷争，不想与任何人为敌。但我理解当一个人被孤立和欺负时的痛苦，因为我曾经有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被孤立和受欺负的经历。我帮助奥加并不意味着我反对马里亚。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跟循大多数，加入他们对奥加的负面评论来显示我对他们的忠诚。我对奥加的态度使得马里亚和杰克对我很不满。后来奥加在当时工会的帮助下，成功的晋了级并拿了裁员金，大获全胜地离开，我便变成了办公室的头号攻击目标。
无论是马里亚和伊莎轮流当主管，还是玛格丽成为主管，我都很努力的协助她们。当时有几个大项目，我都担当最困难的部分。但很快，我碰上了一个困难的局面，因为许多绘图文件从网络系统中丢失得十分频繁。几乎每一天在我开始工作时，我都不得不去检查，或重复以前完成的工作，因为文件总是从电脑系统中丢失。在开始的时候，我很有耐心，只是静静地重做一遍。但它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该项目只有三个人参与，每次当文件丢失，马里亚和另外一个员工便会逃避责任，只是简单地把错误推给我。她们抱怨说‘有人没有备份文件，所以导致文件丢失’。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事故并不是我的责任，我几次向马里亚说明情况，但对我的投诉几乎每天都发生。
我初时不敢声张，并长时间保持沉默。直到情形变得越来越糟，我觉得我无法承受更多的压力，只好报告给经理杰克，要求澄清事实。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表达我的担忧和抱怨，因为我害怕被推诿更大的错失。这本来是很正当的办公室行为，但是马里亚却指责我找她的麻烦，而杰克则认为我抱怨别人会给他带来麻烦，他们开始将我视为‘麻烦制造者’，我受到了很多人身攻击，而我完成的图却常常被冠上别人的名字，美名其曰为了科里的‘平衡’。
有一次文件又丢失了，像往常一样，马里亚又把过失推诿给我，她和另一个职员都强调自己没有出错，她们说‘只是有人没有备份文件’。我当时很生气，说‘马里亚你应该说实话’。马里亚便气冲冲地向杰克投诉我，而杰克则认为我冒犯了马里亚，说我是‘暴力’。他还威胁我说，他要把事情举报到人事科。我回答他说‘我只是说出真相而已。你不应该指责我暴力’。
事情发展到此，已经越来越大，我只好报告给人事科，让他们参与处理这一问题，因为我担心如果我仍然保持沉默的话，我会受到诬蔑。我给了平等就业机会经理黛安一个电话，要求开一个公开会议来澄清问题。黛安说，‘跟我谈谈吧’，我说我不喜欢在他们的背后抱怨，我请求以公开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杰克想阻止我与人事科的交涉。他说这只是误解。我说我只想澄清在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暴力’在办公室不是一个小问题，我怕被诬陷。后来，经理，主管，平等就业机会的经理和我开了一个4 人会议。会上杰克和马里亚只是给了我的工作很高的评价，但否认所有的指责和人身攻击。
随后杰克印制了一些表格，每当我做完图存入电脑系统，都让主管在表上签名，这样即使绘图文件丢失，也不能把过失再推诿给我。
表面上事情好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我的灾难才刚刚开始。经过这个冲突，我和科里的关系有了裂痕。他们说他们给我工作，但现在我却投诉他们。他们用‘邪恶’和‘麻烦制造者’来评论我。因为‘投诉’他们，我成为科里的敌人，我遭受越来越多的欺负，侮辱和孤立。
我继续埋头苦干，我又快又好的工作，其实无意中已经把一班人得罪了，这次冲突只是给她们提供了一个攻击我的籍口。敌视我的人，现在不仅仅只是伊莎，而是一大群人。由于我不与她们一致而采取另一种态度对待奥加，已经令她们十分不满，加上这次不堪长期被屈，承担别人的错误而要求澄清，又因为被威胁要把我告到人事科，所以迫不得已把问题向人事科申述，便在人事关系上留下了不可修补的裂痕。我不再是她们可以随便施舍几句好评，以显示她们仁慈的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而是一个她们要合力攻击的目标。我一向避免卷入办公室的人事斗争，对杰克提名我轮值主管职位，我不喜反忧，害怕因此而令其它人心怀妒意而尽力推却。我平时已经万般小心，因为我没有能力应对复杂的人事关系，想不到避无可避，我终于成了办公室人事斗争的主角。以前人们因为跟随经理对我的友善态度已经成为过去，我被推入到一个众口相斥，众人踩踏的可怕境地。
当时科里的有两个经理，除了杰克外，约瑟是技术经理，与杰克同级。因为人事科决定只保留一个经理的职位，所以杰克和约瑟要竞争这个职位，两人常有冲突。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两人闹翻了，约瑟把东西往桌子上一甩，便扬长而去，这样的冲突常有发生。我是杰克招聘的员工，现在又被众人排斥，约瑟便常常用攻击我来取得众人的好感。办公室的女人们与伊莎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可一旦目标是我，她们便停止纠纷，一致攻击我。我成了办公室所有矛盾的发泄口，常常受到莫名其妙的攻击。
我孩子小学毕业放榜时，她们向我打听孩子的情况，当听到我的孩子被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政府精英学校录取时，她们显得非常的不高兴，马上聚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议论纷纷，说政府应该取消精英学校，因为这些学校就像为亚洲的孩子而设。我听着她们的议论，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和儿子都不容易，她们与我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就容不下我有一点点高兴的事情呢。她们的议论令我心寒，也更加明白自己的处境。
很多次，人们用很具侮辱性的言论和‘社会主义者’等等字眼来议论我。约瑟更常常把一些写着嘲弄和批评的漫画和句子贴在公告栏上来影射我和羞辱我。当伊莎分派工资单给我时，她伸缩着她的手，象玩狗一样，让我向她说谢谢，直到我忍不住怒视着她，她才停止这种侮辱的把戏。在一个政府部门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但对这些人来说，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发泄她们对我的恨意，是一件自然而发，愉悦心情的事，因为在她们眼中，我是她们眼中的‘梁’，心中的刺，是一个不对她们卑躬顺服，不言听计从, 不对她们心怀感恩，不按照她们意愿来行事的背叛者。她们对我的恨意，甚于以前对奥加。
他们其实不明白，我并不是不感恩，但不能以人格作为代价。我不可能因为她们给我工作，就把自己当成狗，对她们喜欢的人摇尾讨好,对她们不喜欢的人凶恶吠叫。尽管她们把我看成一个比她们‘低等的人’，但我有我自己的人格和做人的原则。我努力工作并非为了要求升职，或挑战她们的职场优势，我只是希望用我优异的成绩来证明我的工作能力和价值，使人们对我在职场中有最起码的尊重。她们不应该用这种可怕的发式来发泄对我的恨意。
局里几个认识的中国人更是视我如瘟疫洪水，避之不及，唯恐上司和同事误以为他们是我的朋友。一个坐在我对面的较年长的东南亚华人，此时更是起劲的大发议论，他甚至利用懂华语来打我的小报告，急忙向这些人表示忠诚；有一个香港女人，以前总是向我大吐苦水，说她的上司和同事如何如何欺负她，好几次涕泪涟涟，但在这时，她却变了脸孔，摇身变成受宠的人，对那些欺负我的人笑面相迎，对我却不再搭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紧，这样的人我从小到大都见得多了，没有什么可生气的’。对其他中国人，自尊也使我把他们当作陌生人，决不使他们有受牵连的感觉，我也不在乎他们对其他人的刻意的亲热，和对我的刻意的冷淡。
我被完全孤立起来，对我怀有恶意的人随时都会向我发难。当我静静的坐在电脑前努力工作的时候，不期然便会听到约瑟和伊莎等人在议论‘蠢的女人’，‘邪恶’等等极富侮辱的言辞。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情绪振奋，兴高采烈，没有人会顾及我的感受。这样的办公室气氛使我度日如年。对于所有的欺负和侮辱，我多年来一直保持深深的沉默，因为我担心失去工作。我唯一所能做的，是要求他们对牵涉到我的问题立即公开地澄清事实，我非常担心被陷害。但我的要求被视为‘科室的一个大问题。’
不公平的公众舆论影响着越来越多人对我的态度，很多人刻意与我保持距离。当我礼貌的招呼他们时，他们故意采用不理不睬的态度让我尴尬，事情一遍又一遍发生后，我决定停止招呼不善待我的人。当我看见他们，我当作没有看见，只是低头通过他们，走我自己的路，我不在乎他们做什么和说什么。除了与工作有关的会议，我不参加任何的办公室社交，以避免受侮辱。但是他们又制造出一个新的理由贬议我，说我‘不尊重’他们。
至于他们对我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我一个很有礼貌的人，现在不愿意与他们交谈，则无人提及。他们不明白，我有我的自尊，有我作为人的感受，我不可能在受到屡屡侮辱之后，还可以麻木不仁，向他们装出一付笑脸。我有权沉默。
日积月累的担忧和压力使我不胜负荷，我开始依赖安眠药，发展到依赖抗忧郁药，我已经很难控制我的情绪，整天惶惶然戚戚然。很多次我早上进入大楼，站在科室的门前，可没有勇气推开门，我不知道门里面有什么伤害在等着我，我没有勇气面对，只好转身回家打电话请假。当伊莎又一次对我挑衅的时候，我终于忍无可忍，与她发生了正面的冲突。我走到她的面前，大声地让她不要再欺负我，然后拿起手提包冲出办公室回家。我心里一次一次的对自己说，宁愿丢了工作，也不要再受这种欺侮。
我要求人事科和工会召开公开会议，让我有机会面对面与他们交谈所发生的事情和我的感受。但人事科组织了所谓的‘真相调查’，从远远的五龙岗请来了一个女人作为调查员，利用我孤立一人，他们人多势众的优势，掩盖和否认所有欺负我的事实，形成秘密报告。经过这一次所谓的‘真相调查’，我真切地看到了民主自由后面的黑暗，只要手里掌握着大多数，便可以为所欲为，胜算在握，无论人事科怎么高唱‘公正平等’，他们所有的操作都要倾向大多数，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谁也不敢与大多数唱反调，所以无论我怎么申诉都没有用。
到澳之初，只是希望有一份安静简单的生活，不承想却被推到了这样一种复杂艰难的境地，好好的一份工作，只因为有人对我有恶感，纠结成群，终把我演变成公众之敌，让我无日可安。此时我已年近50岁，孩子尚未成年，我只有咬紧牙关，度日如年地把日子过下去。
8． 部门迁往猎人镇
正当办公室一群人千方百计把我排挤出去的时候，省政府突然宣布了一个震撼的消息，我所在的局将从市区搬迁到逾百公里之外的乡郊地区猎人镇。这消息对于办公室里的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人人都慌张惶然，不得不面对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他们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被吸引到了‘办公室搬迁’的新问题上，他们争斗的对象也变成政府机构和人事部门，要为留在城市和争取裁员金而费尽脑汁，无心顾及如何整治我，我的困难处境竟因此而有所缓和。
稍后省政府又宣布了合并厅局的决定，我所在的局将与其他4个局合并为一个厅，总部设在离市区和猎人镇300 多公里的省中部地区，人事事务也交由总部处理。我不知道这一变动对我是福是祸，但我知道，无论我工作得再好，无论我怎样保持沉默，我都不能在这个工作地方有和平的生活，因为有些人对我有个人恨怨。我想我应该离开的这里的人和事。
为加强求职技能，我晚上在TEAF修读会计文员课程。我白天在一个气氛沉重的办公室里工作，家中有一个年少的儿子需要照顾，每天都精疲力竭地奔忙于工作，学习和家务之中。但我做得很好，我最后以全科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二级会计文员证书。
我决定转行，我努力尝试着找新工作。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会计行业的工作经验且年近50，我没有办法找到新工作。从宣布办公室搬迁到实行搬迁有3年多的时间，许多人都通过人事科的安排，学习新技能，安排时间取得工作经验并找到工作。我多次向人事科提出让我到财务科进行会计实习的要求，但他们根本不予理睬。一直到了搬迁前的最后两个月，因为一次突发的事件，才使他们改变策略，匆匆把我推出去实习。
这次突发的事件发生在2004年8月，我去儿子的学校见他的班级辅导员，商量有关搬迁后我儿子的事宜。她告诉我说，她的丈夫较早前曾受聘于同我一个制图室，并认识制图室的许多人，但后来他到其他地方工作。我听了之后很震惊，我不明白为什么办公室所有的人都把它作为一个大秘密，一直不让我知道。我更不知道对我的谣言中伤是否被传到我孩子的学校，我非常害怕我的孩子受到牵连，被无辜地伤害。一离开学校，我就打电话到办公室，问他们为什么聘了我儿子班级辅导员的丈夫与我在同一个科室上班而刻意对我保密，我对他们说，你们应该把我们介绍一下，让我知道我儿子老师的丈夫在这里工作，这是人之常情，为什么要对我刻意保密呢？
我是个单亲母亲，独自含辛茹苦把孩子抚养成人，他是个聪明懂事的儿子，就读于政府精英中学，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做，我很担心办公室对我的不公正和负面议论破坏我儿子的教育和社交环境，我心如刀割。
第二天上班后，我便接到通知，说人事科将把我送到外局财务科接受会计工作经验培训。3年来我多次向人事科提出会计工作经验培训的要求，但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可这一次他们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急匆匆地以培训的名义把我推出办公室。我在那接受了两个星期的会计技能训练。经过这一次事件，我更清楚办公室这些人对我的恶意和仇视，和他们对我生活进行破坏的能力和程度。
因为无法找到工作，我不得不决定搬迁到猎人镇，因为我需要这份唯一的收入，以供养我的儿子和自己的生活费用。
2004年底我开始在猎人镇工作。儿子留在大城区，因为再过几个月便是大学高考，他留在就读的精英中学有利于他的高考。我在猎人镇以最便宜的租金租了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房，带了几件家具便搬到了猎人镇。我一星期工作四天，每星期四晚上回到大城区，为孩子做好家务准备好食物，星期一早上便回猎人镇上班，
原先与我在同一办公室的人，许多都领了裁员费而离职，但各级老板和一些敌视我的人仍然在猎人镇工作。虽然许多反对我的人离开了办公室，但他们与管理层，工会和新工作场所的人仍然保持很强的联系，时有电话电邮等往来，对于未能把我排斥出办公室，这些人一直耿耿于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有什么灾难在等着我，作为一个孤独的女人，没有任何朋友和支持，我只能样样小心警觉，尽我的能力把各方面都做得最好。
尽管有些人把我看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我工作得又快又好，他们找不到借口，加上搬迁后新办公室有众多的事情要处理，他们忙于招聘新员工和培训，所以我在猎人镇过了一段安定的日子。
几个月后，我在凌晨3点多钟接到儿子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因为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他已经服了4片安眠药, 还是无法入睡。我听后马上回家。当时天上下着罕见的大雨，我在漆黑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流泪，非常心痛。我带孩子去看医生，说是患上忧郁症。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孩子的压力从何而来。孩子生性软弱善良，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抱怨过任何人，每当我问他在学校的情况，他总是说无事。但因为几个月之前发生的事，使我心里非常担心那些人在伤害我的家人。当时真是内外交困，办公室的压力和欺负，儿子的病，都使我不胜负荷，我的忧郁病又一次复发，不得不靠药物来维持。在一次交通事故之后，我请了几个月的病假，在家照顾儿子和养病。那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甚至比文革的岁月还要艰难，环顾四周，都是被谣言和诬陷煽动起来反对我的人，人海茫茫，却找不到一个支持和帮助我的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去。感谢神的怜悯，我儿子经过医生几个月的治疗，慢慢地好起来，高考也取得了好成绩，我的心才稍微安定下来。我曾因为这件事写信给学校和单位人事科，说明我家的情况，希望不要让我的事情而影响我的孩子。
几个月后我回猎人镇工作，心里更加充满了对人的恐惧。我不知道有什么伤害在等着我，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我把发生的事情都写在我的日记里。我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以前是写在日记本里，在2001 年我取得当时人事科的同意，用办公室的电脑写我的日记，用这种方法来每天练习英语和记下发生的事情。搬迁到猎人镇后，我又发信给人事科和电脑科，取得他们的同意后继续用办公室的电脑写日记。日记是我记录办公室生活的地方，我在这里表达着我的高兴和忧伤，在这里发泄受到欺负后的愤怒情绪，它是我唯一的朋友。可我想不到，那些敌视我的人竟然用我日记里写的东西来煽动其他人反对我，用它来制造诬蔑陷害我的证据。
9． 小鞋难穿
从2004年搬迁到猎人镇，到我最后被排挤出办公室，我在猎人镇工作了6年多。办公楼是新盖的大楼，坐落在小镇的西面，猎人河从附近流过，楼里大概有200多人工作，人事部则在400公里之外的厅总部，我更难与人事部对话，办公室里敌视我的人利用这种远距离，对我制造一次一次的诬陷，对我的种种欺负和侮辱更加无所忌惮。
盖仑是我的组长，是暗地里最起劲反对我的人。他从其他的部门调入，并没有制图专业的背景，在任组长之前已经当了很多年的临时工，对我能得到长工职位一直心怀不满，每当遇到我时，都是一幅蔑视的神情。后来他以临时工身份当上我的组长时，我已经处于一种被人们敌视的位置，他对我更加实施了很多的报复。
我所在的部门每个星期都发表一次每周报告，每个小组都会公报自己小组员工的工作情况。可是从2002年下半年至2006年6月我质问他之前，在长达4年的时间中，盖仑在周报中几乎不提我的工作，不管我工作得多快多好，盖仑把我当作透明，对我几乎只字不提。
自1990我工作以来，20年来在我一直保持做工作记录，然后每个月向组长汇报我做了什么图，用了多少时间。虽然老板并没有要求员工这么做，而且他们不喜欢我记录清楚我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我在20年中甚至没有错过一个月的记录。
所以盖仑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工作，特别是我做了很多优秀的图，他以故意忽略我来作为对我出色工作的报复。
这种情况持续了4年，直到2006年6月，我忍不住对盖仑进行质问，他才开始断断续续地报道我的工作。但很多时候，他只是用低技术术语来报道，并没有完全覆盖我真实的工作情况，并故意把我放在的最后位置。他用这种方式来向我示威，向我显明他没有必要在乎我。我相信任何人处于我的位置，都会感到压抑。
盖仑还运用他的权力，千方百计地排斥我。有一年我所在的部门参加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国际地质会议，有很多与中文有关的资料，全组人都被分派了与之相关的任务，我是唯一懂中文的人，却唯独只有我一个人被排斥在外。盖仑用这种方式，向我显示他有权力对我排斥。所有工作量少而见光面大的‘风光项目’，诸如为各种会议和展览准备的览图和插图，他都把我排除在外，而让我做一些工作量非常大，单元分布密集的图，等我做了大量工作，他便把这些图变成团队工作，以此来掩盖我的成果。
盖仑不但在工作上贬抑我，出于沉潜的敌意，他不失一切机会来陷害我。当为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地质会议准备的资料突然在电脑系统丢失时，他在办公室大作舆论，说有人进入电脑系统把资料删除，所有人都统一口径，把责任推到‘有人把资料删除’，盖仑还把事故上报到局长办公室。我非常担心被他陷害，只好要求IT 马上对我的电脑进行检查，以证明我没有在电脑系统输入过任何删除的指令。这些人对我的敌意，使我每天都工作在一个担惊受怕的状态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不但如此，盖仑还故意利用工作年度计划来贬抑我。员工的工作年度计划本应该在7月至9月间完成，但盖仑却迟至2008年3月才向我说明2008-2009年度计划。他略去了我真正的工作内容，却只在表上使用非常简单的低技术术语来形容我的任务，且只列了一项项目。我对他的低劣做法非常愤怒，我说你为什么要故意隐瞒我实际工作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部分，把我变成低技术低生产力的员工，这不是我所做的真实工作和真正技能。
争论被上交到人事部和工会。可他们告诉我说，工作计划并不重要，除了组长盖仑和经理格雷，不会有其他人看到它，也不会用它来评估一个员工的表现和技能，让我不要那么在乎它。我问那你为什么用那么多技术术语和任务项目来描述其他人的年度计划，以表示他们是多么的重要。我是制图组的主要劳动力，而且经常担当比较复杂和困难的工作，为什么你不使用相同的方式来公平地对待我呢。
这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争辩，可人事部和经理格雷竟然逼我签了一个所谓的‘协议’，以在争辩中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比平常高为由，让我以后与上司的所有争论都要在‘静室’里进行。
我平时总是非常静默，是一个很安静的女人，这次只是因为争辩中有些愤怒，声音比平常高一些，而他们用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方式，不但掩盖了争辩的实质，也为以后再打击我埋下了陷阱。至于我的上司高声大气地在公众场合训斥我，使我受辱，其他职员经常在办公室高声喧哗开玩笑寻开心，把办公室弄得像个市场，则无人提及。
这次事件本来黑白分明，我的工作成绩放在桌子上，盖仑作的工作计划也放在桌子上，任何人如果持着公正的态度，都不难分出对错。但经过人事部和经理格雷这样一个技巧的转换，盖仑成了没有半点错，而我则成了被整治的对象。这种别出心裁以整人为目的的人事方法，怎能说是公正和善意。
欺负我的不仅仅是组长盖仑，在这些欺负我的人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是后来的经理格雷。
格雷在科室里担当了许多年的行政职员，擅长搞人事和财政事务，2006年他以临时工的身份，开始当我们科的经理。上任伊始，他表面上对我还算和气，但不久，他便完全公开地与那些敌视我的人结成同盟，与他们共同进退，同荣同辱，并利用他职位上的有利条件和与上层建立的广泛联系，不停地打秘密小报告诬告我，误导人事部门对我采取措施，秘密地把我当做‘问题职员’来整治。革林利用其熟谙的行政人事技巧，一步一步把我推到愈来愈艰难的地步，以博取盖仑等人对他的好感和支持。我对他的行为很不满，在我的日记里写下我对他所做所为的真实感受，并要求他把所有问题公开化，他便对我更加心怀毒恨，步步相逼，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的人在西人中大概不常见，但很不幸，被我遇上了。
经理格雷为了贬低我的工作业绩，对人事部指称其他职员作一张图只需用11天，而我需要26天，指称其他人的就业成本比我低8％。我对他编造虚假证据非常愤怒，地质制图不是生产纸杯，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专业化工作，一张图包括上百千数的复杂图面数据和许多的周边单元，如何可在11日内成图？实际上这些图历时数月，而不是格雷指称的11天。我要求他就其声称的数据作出说明，但他没有给我任何解释。由此我更深的体会到，无论我工作比其他人快多少，产品质量比别人高多少，他都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改变事实，从而把我放在最后。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Koon地质图系列。此系列有18张图，由我和其他4个高级制图员分担。我以高标准完成了7张地图，还按照要求为其他人修改5张图，18张地图中我参与了12张图的工作，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实际操作人员。在年终总结的时候，我的上司因为这个项目获得了处长颁发的奖励，而格雷却怂恿人事部在我的个人档案上放进了一张处罚文件，只因为我在这个项目的初期曾与他们争辩，要求他们公平的评价我的工作。格雷用这种方式，不但无视我高效率的工作和一流质量标准，反而诬陷我，令我受罚。
争辩发生在2009年1月。我的上司要求我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图，还需要为其他人改图。当我发现他要我改的图难以置信的有超过320处修改，图面密布了改图标示，我惊呆了。该草图只是粗略的把图库数据收集在一起，要把它改成一张高质量的图并不容易。另一个困难是我使用的是7800Acer台式电脑，对运行改图软件很困难。我问上司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的制图程序，让原来的制图员自己做改图。我说的项目应该由原来的制图员完成。但我的上司竟非常轻蔑地说，改图的工作太简单了，小到无法让他们去做。他的方式非常侮辱我，他怎么可以评论如此糟糕的工作为‘小而简单’。他让其他人粗略地把非常复杂而庞大的图库数据聚集在一起，然后要我把它改变成一张高标准的图。我相信没有任何其他制图单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一个制图员。我由于生气而大声争辩说，‘你把我贬得太多了。为什么你把别人不喜欢做的工作推给我，你在欺负我’。
之后我努力工作。除了完成320处修图，还做了许多额外的修正，完成了高标准的困难的制图校正工作，把一张草图变成一张质量优良的地质图。
但是，经理格雷不仅无视我做的一切努力，在事情发生了42天后，还对我怀恨在心，要求处长采取追加行动来惩罚我对上司的争辩。他们又抓住争辩中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比平常高一些作为一个攻击点，出台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文件，然后让人事部总监把它放到我的个人档案中，以使我的职业生涯蒙羞。我相信不会有其他的老板会想出这么毒辣的一招来整治自己的职员。
只要我一开声，格雷就用‘大声’为由来构陷我。我在世上已经活了五十多年，从来没有人说我声音大，上英语课的老师总是抱怨我声音少，而他们现在鸡蛋里挑骨头，一次次用‘大声’作为攻击点来侮辱我和惩罚我。我是一个很静的女人，在受到欺负时声音比平常高一些，这是正常人的反应，我只是在争辩中生气地责问了他们几句，格雷却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我相信没有任何上司会用这种可怕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职员。至于我为什么生气了，我是怎么被欺负的，则从来没有人提及。其他人总是在办公室大声开玩笑，嘲讽，挖苦，使一个政府办公室象一个超市，却从来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责备的话。经理格雷关心的并不是办公室的‘安静’或‘嘈闹’，他只是抓住机会对我实施个人攻击，使我难堪使我痛苦，以悦愉他们自己的心情。
我多次向人事部反映真实情况，但无人理睬，大概认为不值得为了一个孤立无势的中国女人而得罪这班声势浩大的人，相反，他们助火添薪，为这些人打气撑腰，以换取这些人对他们的好评，完全不顾人事和行政部门应该履行的职责。
一个省级制图单位，拥有先进的制图设备和IT支持，应该可以为员工提供很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可我的上司却使我在步步维艰的情形下工作。他们采用非正常的工作方式，先让别的制图员把复杂而庞大的图库数据聚集一起形成草图，然后要求我把这些草图制成高质量的图，而给我配置的电脑却并是与制图软件并不相配的7800Acer台式PC，在这种条件下工作，我感到非常疲惫。我相信没有任何其他制图单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刁难一个制图员。自2008年10月到我被排挤出制图室，我多次向上司报告这些问题。如果老板是公正的，他们可以给我交换与制图软件相匹配的电脑，或让我做其他的项目。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乐意看到我在艰难的条件下工作。但尽管他们把我置在这种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我还是非常努力地产生许多一流的图，
在搬到猎人镇前，我已经独立制作了许多高标准的图，‘Mutawintji’国家公园图便是由我制图，是机构合并后局里首次发表的图，得到当地社区很高的评论。但办公室搬到猎人镇后，我的老板为了贬抑我的工作能力，他们几乎把我全部的项目变成‘团队项目’，由我完成大部分工作量，便归以‘团队工作’，以此来掩盖我真实的工作情况。搬迁到猎人镇后，我共制作了26张地图，超过240张小插图，我所有的产品都有着相当高的制图标准。它们占据了整个制图室的真正的产品列表中最大部分，但上司给我的评介只是‘你工作没有问题’，而他却经常对别人给予高度评价。这种刻意的不同对待常常使我情绪非常压抑和低落。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一些人在西方的职场中常常会遇到‘玻璃天花板’，而我遇到的却是一个坚牢的由各种权势和敌意构成的‘铁夹’，我被封杀得没有半点余地。我工作得越好，他们对我的恨意就越大，就越要千方百计地压制和贬抑我。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害怕些什么。一个非常安静的中国女人，在尽心尽力地工作，制作出许多漂亮的图，这些美好的东西却变成了一种罪过，变成了对他们职场地位的挑战，变成了对他们优越心理的威胁，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求他们给我升职，我只是希望用我优异的成绩来证明我的工作能力和价值，使他们对我在职场中有最起码的尊重。仅此这样卑微的期望，也被他们的欺负撞击得粉碎。
10. 墙倒众人推
中国人普遍认为，西方的人事关系要比中国人的世界简单和纯净，我在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歧视和欺负之前，也会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在澳州‘主流社会’的办公室工作了20多年，受够了这些人的欺负和压制之后，我便忍不住要叹一声‘人性的恶，普世一样’。
从众心理，人云亦云，跟风做势，拜高踩低，几乎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性行为。在这样一个省级技术单位，所有的人都受过良好教育，本来可以期望有更好的人格和道德操守，但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我几乎看不到有人出来主持公义，敢为我讲一句公道话。在俗世的利益和舆论之下，这些人或公开对我发难，以表示对上司和同事的忠诚和友谊；或表面上默不作声，但背地里却对我贬议来献媚取宠；还有一些更令我不齿的，是在无人的时候，向我示以同情和好感，但一到公开场合就变面。所谓的公义，所谓的正直，对他们只是一张漂亮的面具。
无人帮助我，我也不可能放下自尊，去央求别人的同情，或四出活动以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来取得别人的支持，这些我都不会做，也不愿意做。我唯一做的，是在我的日记里记录下我的真实感受。我从年轻时就喜欢写日记，以前用日记本写，后来在取得人事科的同意后，用办公室的电脑写，用这种方法来每天练习英语和记下发生的事情。我在日记里记下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和我是如何被欺负的，表达我的愤怒，我的担心，我的忧伤。它是我在受到欺负后唯一能发泄情绪的地方。
可是，每一次我写下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便有职员用我日记里的话来嘲笑我，挑衅我。一些我非常私人的对事对人的看法，却在办公室内传开，以挑起我和这些职员的矛盾，上司也会对我进行报复。除了我的上司和行政人员，一般的职员没有我的电脑联网号码，她们不可能看到我在日记里写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如此仇视我，竟然用我的日记作为秘密武器，把我的日记传给这些职员，让她们来攻击我，以煽动其他人来反对我，用它来制造诬蔑陷害我的证据。为了打击私敌，他们竟然采用这样恶劣和阴险手段，真是出乎我的想象。
由于与上司交恶，我成了办公室的‘贱民’。在任何时候，人们随时都会含沙射影地羞辱我，挑衅我，以取悦上司和同事，然后享受我感到难过和受到伤害的优越感，特别那些被上司器宠的人，我越不作声，她们便越加放肆。
有一个女职员，与我不在同一个工作组，她的座位在远远的另一边，在格雷办公室的外面，平时颇受格雷器重，我和她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可每当我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事情，她便会像游走的金鱼一样，在办公室里模仿我在日记里的词语，毫无忌惮地进行嘲弄和挑衅，人们便会对她进行附和。她只是个普通职员，不可能有我的电脑联网号码，为什么她会知道我在日记里写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知道了多少‘内幕’，以显示自己多受老板器重，以提升在职场社会的地位，这种行径是多么愚蠢又浅薄，真令人难以相信是受过教育的年龄成熟的西方人所为。
我旁边的女职员是本地人，招进来没有多少年，与我本来没有什么恩怨，但格雷和盖仑却不停的挑拨她，使她对我敌视，最后成为他们把我排挤出办公室的主力。她原来坐在另一边，后来盖仑把她搬到我旁边的坐位。我每天都有吃茶休息的习惯，整天对着密密麻麻的制图荧幕，眼睛很累，需要休息，公司也有工间茶时间，而且他们的工间休息时间比我长得多。20年来一直都没有人为此对我有什么异议。但现在我一吃茶休息，盖仑和这位女职员便不断的清嗓子，像玩一套有趣的把戏，清嗓的声音此起彼伏，有时直到我休息结束。我心里很生气。这位女职员仗着有老板撑腰，常常在10点到11点才大模大样的走进办公室，而且常常溜号，不知所踪，有时到下班前才回来露露面。人们为此常有议论，但当面却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她有什么理由对我的休息时间不满。我对她的所作所为很生气，便在日记里写下了对她的一些看法。可盖仑却用我日记里的私议来挑拨她，说有人盯着她的出勤，要她小心。每当盖仑提醒她一次，她对我的恨意便升一级，便要做一些动作来对我报复。
有一次，我旁边的女行政助理马斯大声地给人事部打电话，我担心对我的攻击还在继续，于是在日记里写下了我的的感受。可是经理格雷却为此给我发电邮，责备我‘偷听’马斯打电话。我很生气，回电邮给他，说并不是我‘偷听’，而是马斯很大声，而且就在我旁边，我不能阻止声音传到我的耳朵，从而使我非常担心她在电话里说的事情。我问他：‘我只是在日记里记录下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可以知道我在日记里写下什么？’他马上给我回电邮，说只是一场误会。我问他‘我不知道你怎么可以知道我在日记里写下什么’。他却再也没有回应我的问题。
此外，我在电脑里的私人文件也被人在办公室内传看。
在一个省级政府技术部门，强调公平和反对歧视的场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外面的人看来非夷所思，但在一些当权人物的怂恿和支持下，这样的事情却屡屡发生，没有人担心我的感受和投诉，因为他们清楚我的处境。反之，只要他们在人前加入对我的负面评论，便可获得上司和同事的好感。攻击我成了人们获得上司和同事好感的捷径，这便助长了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上司一边。反对我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多。
我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女人，生性木呐寡言，不喜交际，平时除了与制图主管有些工作上的交涉，我几乎不需要与其他人有什么接触，与他/她们没有什么工作联系，更不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在这样一个大部门工作了20多年，我认识的人寥寥可数。每天我只是静静的坐在电脑前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最好。但这些人却因着一些人对我的敌意，纠结成群，硬要把我挤出办公室而后快。以我的工作情况，他们知道不可能以工作的理由把我排挤出去，便不停的对我进行个人攻击，让我度日艰难，自行离去。
对于我的沉默，内心的倔强，出色的业绩，格雷想把我赶走而无从下手，因为毕竟是政府部门，毕竟需要说得过去的理由。除了在工作上诸多压抑，及一些女人小打小闹的弄些嘲讽挑衅的小伎俩，格雷把打击我的构陷延扩到了上一级的行政管治层。我不知道他到底向上面反映了什么，2009年我与上司发生前述的关于工作的争辩后，一个新的网络系统在我的桌位，我的活动区域如厨房和印机房的天花板内铺设。我的上司故意在我的周围发表议论，说处长为了保护部门职员的安全，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并暗示大楼内有一个‘危险人物’，需要多加防范。
这样的议论真的让我很沮丧，很恐慌，我非常担心他们利用人们对‘公众安全’的担忧，把我设置成一个‘危险人物’，或‘精神上有问题’的人，把我作为一个特定的监视目标。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年50，身材矮小的安安静静的老女人，竟然被当作危害公众安全的‘危险人物’来防范，在澳州这样的社会，怎能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女人？我不知道该新铺设的网络系统用于大厦保安，或其他的工作用途。我很担心他们收集的监视资料被修改或被歪曲，很担心被诬陷。
在这种气氛中工作，相信任何人都会感到屈辱和被欺负。我每天都担心被污蔑和被陷害，总是感到非常恐惧和悲伤。我工作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中，默默地承担所有的痛苦和欺负，作为一个孤独的女人，没有朋友，没有任何支持，被上司敌视，人事部门和工会都因为这股强大的势力而完全站在他们的一边，我不知道该如何来保护我自己。我多次发电子邮件给我的上司表达我的关注。我写道：‘我强烈要求任何与我有关的问题应立即公开澄清，我的直接上司应该有责任立即澄清所有与我有关的问题。所有提供给上一级管理层和人事部关于我的信息应该正确和真实。公开立即澄清是最好的防止陷害和诽谤的方法，以防止案件发展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冤案’。他们在我面前否认所有问题，但在我的背后却不断地攻击我和诬陷我，使人事部把我当作一个坏职员来整治。
每一天，我都深深担心不能忍受挑衅和侮辱而与他们争辩，这对我将是一个灾难，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因为没有朋友，没有人当我的目击证人，所以我肯定是受害者。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经理格雷和组长盖仑因为我的投诉而把我视为私敌，就像猎人一样，已经布下了陷阱在等待机会，等待我不能忍受挑衅和侮辱而与他们争辩，然后他们就可以制造事件来陷害我。
在这样一种可怕的，被迫参与的人事斗争中，每天我都要准备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这种日子，甚至比文革还要黑暗。那些在所谓‘公正平等’领域里工作的人们，看到我在这里写下的文字，应该感到羞愧和罪疚。
11. 奇形诡格的‘逼走’风波
策谋已久的‘逼走’行动终于发生了。
人们对我的人身攻击变得更加奇形怪状，我旁边座位那个对我心怀宿恨的女职员，甚至用厕所喷剂对我喷洒，然后轰然大笑。我自问一向整洁干净，虽然不趋时尚，但整洁干净一向是我的准则。我的坐位常常是办公室最干净整齐的地方。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用这种极具侮辱性的方法来进行个人攻击，我心里非常气愤。
去年3月，这些女人又围在一起，东一句西一句地进行人身攻击，就像上演一场闹剧，她们的挑衅已经超越了我忍耐的底线，我生气地站在她们的面前，说：‘这是一个政府部门，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经理格雷就像捕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攻击我，兴奋得在办公室到处找人谈话，组织材料上报给人事部，我很担心，因此给人事部发电子邮件说明情况。
人事部并没有给我任何的帮助，反之，因着经理格雷与人事部和厅管理高层的良好关系，他们以此为由，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来帮助格雷打击我，一个所谓的‘调查’由此展开，调查员由人事部的策略经理担任, 利用所谓的‘调查’来收集那些反对我的人的所谓‘公众意见’，并以此形成所谓的‘调查报告。’
我担心在调查中被诬陷和诽谤。我发电子邮件给厅里批准该次调查的行政总裁，人事部长和策略经理兼调查员雪莉，要求召开一个公开会议，使调查以公开形式进行。我说，‘我希望我能有一个公开的会议，和我的老板和同事面对面地阐明所有发生的事情。公开澄清是最好的避免陷害和诽谤方法，这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没有任何人帮助，没有任何人当证人。当所有的人公开地，面对面地交谈时，人们将会更有良知讲实话。我希望调查不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冤案’。
但他们拒绝我的要求。
调查刚过一天，第二天一早，坐在我另一边的女助理行政员马斯，她平时也是很积极参与欺负我的人，在我的近旁大声地打电话，得意洋洋的说，调查员雪莉告诉她，那是个蠢女人，并说所有的事情都会没有问题。
我感到非常失望。调查才刚刚开始，调查员雪莉只跟我谈过话，她怎么能作出这样的评论，这种预设立场的调查哪能说得上公正。我对马斯说，你不应该在我的旁边高声得意地谈调查的事，这使我心烦意乱，请不要进行挑衅。
马斯立即向格雷投诉我‘骚扰’她。格雷如同获得宝贝，以为抓住了攻击我的证据，马上召集工会秘书和调查员雪莉到他的办公室，摆开阵势要惩罚我。他指责我骚扰马斯，说马斯只是跟她的丈夫谈论她的狗。
我说，‘你可以找到10个人来支持你和马斯，并让他们给出很多证据说明你和马斯说的是事实。不过这是电话交谈，如果你真的想找到真正的证据，请立即通知电脑部查电话记录，因为所有的电话通话都记录在电脑上。’
格雷拒绝我的要求。他起初说没有这样的通话记录，然后他又说他没有权利检查马斯的电话记录。但如果他真的想让真相出现，他可以征求马斯的同意，然后马上检查电话记录。因为每一个电话谈话都记录在计算机系统中，检查一个刚打出的电话不是一件难事，况且马斯就坐在办公室外面。
我4次要求立即检查谈话记录，格雷4次拒绝我的要求。工会秘书和调查员雪莉也在一旁帮腔，劝我不要查通话记录。格雷幸灾乐祸地看着我，说我不单投诉了马斯，而且投诉了调查员雪莉。我对雪莉说，‘现在你是关键人物。你有没有告诉马斯说我蠢，说她们都没有问题?’雪莉并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答复，只是说她没有告诉马斯我在调查中说了些什么。
一个原本为了惩罚我而召开的会议，因为我提出检查通话记录而草草收场。他们不敢检查电话记录使真相立即呈现。
两天后我回到办公室工作，马斯到格雷办公室，与他讨论对我的投诉信，我的座位就在格雷当时的办公室外面的左角处，他们把门大大地打开，大声地，得意洋洋地，斟字酌句地商量如何投诉我，这种方式极尽精神虐待和挑衅，如果他们是善良的，他们应该把门关上，或用较低的声音交谈，而不是故意如此张扬，唯恐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投诉。况且他们的投诉根本就是诬陷，真相就在电话记录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检查通话记录的原因。
我感到非常忧虑和不安。我担心越来越多不知真相的人加入这群人来反对我，我被驱进了忧虑的高峰，极度的不安使我忍不住去了每周早茶的地方，勇敢地站在众人面前，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20年来第一次站在这么多的人面前讲话。
我说，‘我是一个好员工。我不想给办公室任何麻烦，只是因为格雷威胁我，说他要求人事部惩罚我，这是我发电子邮件给人事部的原因’。我问他们：‘如果你们在我的位置，除了像我一样向人事部说明情况，还能做什么’。我说‘我想安静地工作，但情势逼使我为自己说话，因为我无法承受更多’。
我感到非常难过。我问人们：‘请问你们自己，我对你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跟随其他人伤害我’。但格雷阻止我继续谈下去。
周末之后，我回到办公室工作。人事部和格雷命令我停止工作，接受精神检查，并以极其欺辱和粗暴的方式，把我排斥出办公大楼。
格雷和人事部以‘精神问题’为理由突然把我排挤出办公室，他们用这种方法，在调查期间把我完全排除在办公室之外，完全隔断所有办公室事务与我的联系，把我完全封闭起来。这种对我的排斥，不仅有利于他们建立对我污蔑性的公众议论，还有利于他们更容易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调查报告’，以及使我更困难提出公开公正，面对面澄清真实真相的要求。他们这样对待我，并不是因为我精神有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对待我的方式是如此的可怕和残酷。在这场丑恶的个人围攻中，人事部完全不顾他们应该履行的维护工作场所公平公正的职责，担当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在格雷捏造‘精神病’来陷害我的时候，他忽略了一个实情，在过去的4年里，我甚至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我没有做错什么，他们所有能利用的理由，是因为我生气地大声责备了他们几句。当我面对难以忍耐的欺辱和挑衅的时候，我的声音不期然会提高，这是一个人对外部事物的非常正常的反应。面对如此多有权有势的人，挑动起如此多的人来攻击我，却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任何人面对这样一个困难的局面，谁都会有我这样的反应。不管我多么生气，我都没有使用任何攻击性的语言。任何人如果本着公正与善良的心，都应该很容易理解我的愤怒，我的感受，而不是用它来炒作成如此复杂的案件，来诽谤我，来诬陷我。我的上司这样鼓励员工来攻击我，像猎人设陷阱一样来陷害我，是否也应该检查一下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看看是否有‘迫害狂’的倾向。
从此我被排挤出了办公室，被迫接受精神病检查，否则永远不许回去上班。我多次发电子邮件给厅里的行政总裁，声明我没有精神问题，不会接受如此侮辱性的‘命令’。但没有人理会我说什么。相反，他们使用越来越多的心理恐吓来折磨我。他们一方面说担心我的‘精神健康’不让我去上班，但另一方面却不停地威胁我和恐吓我，让我终日难安。我每天都担心明天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每一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活下去。他们让我生活在一个极端痛苦的境况下，故意以此来摧毁我的精神健康。
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我发电子邮件到人事部和工会，再次表示我的强烈愤慨。我写道，‘我还是请你们公平地对待我。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使你们采用如此恶劣的方式来惩罚我，以及为什么你们要损毁我，让我无路可走，为什么把一些人对我的个人私怨变成办公室对我的攻击。请了解一个人在这种可怕的没有希望没有帮助的境况下的痛苦。’
我给行政总裁发了许多电子邮件，让他了解在猎人镇办公室发生的事情，希望他能公平地处理这个事件。我多次要求召开一个公开会议，让我面对面地与我的上司和同事公开澄清真实真相。但无人理会我的要求。为了扑灭我申诉的声音，各管理层，人事部，调查员和工会联手合力，许多组织功能一同协作，用尽方法来掩盖办公室欺凌的事实，帮助和保护格雷等人，并一步一步把我推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境地。
我无法应对这种构陷，被迫接受裁员，他们用如此可怕的构陷，迫使我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制图行业，成为一个无业者。
12. 孤独的申诉者
在我被迫签署了裁员纸之后，行政总裁和人事部宣布历时3个月的‘调查’大功告成，说没有在办公室发现对我的欺凌行为。他们对我宣布，调查报告是一份秘密文件，不能向我提供任何内容。
在调查中，由人事策略经理变成的‘调查员’使用人员方面的绝对优势，而我孤身一人，没有支持，没有朋友，没有证人，轻而易举地把我所说的一切变成‘谎言’，以调查为名义，收集那些反对我的人的‘公众意见’，把他们对我的诬陷之词变成正式文件，形成一个秘密的调查报告。人事策略经理掩盖了真实的情况，巧妙地把我从被欺负者转置成‘问题职员’，以调查作为一种工具，来帮助和保护格雷和反对我的人，不仅扑灭了我的投诉，同时也制造了‘秘密调查报告’这样一种武器，用来诽谤我和诬陷我。这种有强烈倾向性，预设结论，以整治一个人为目的的所谓‘调查’，怎能说是‘公正’。
我不明白作为我直接上司的格雷和盖仑，为什么不立即当面澄清事实，而要留下一个空间，事后塞进他们谋划的东西来陷害我；为什么不敢直接跟我谈那些所谓的‘问题’，而要秘密报告给人事部和高层老板和误导他们，并利用他们来惩罚我。直到今天之前，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指责我什么，为什么必须把我作为一个办公室的敌人来对待。我不知道他们向我提出的指控，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只是诽谤和陷害。他们使用‘机密’作为理由，把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保密，使我百口难辨。
我7次发电子邮件给厅里的行政总裁和人事部，强烈要求公开调查报告，并要求把调查公开化和透明化，让我面对面地与我的上司和同事公开澄清真实真相，因为我担心受到严重的诬陷。
作为回应，人事策略经理在我被裁员的最后一天与我会面。她说调查已经结案，调查报告只保存一年，然后它会被销毁，让我不要在乎它记录了什么东西。我听了非常生气。她的说词是如此虚伪，令我无法接受。他们为了取悦格雷和盖仑等一干人，惧怕他们的势力，转而硬给我加上罪名，把我排挤出办公室，不但毁了我20年的努力，还制造秘密调查报告，诽谤和恐吓我，使我失了工作，然后说‘给你钱，你可以走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努力工作的女人，在人事策略经理的秘密调查报告里，不知道被强加了多少‘罪过’，把对我长期的欺负，转置成‘个人品性’问题，从而进行更为卑鄙的个人攻击。把我排斥出办公室已经是一种天大的耻辱，现在又用这种诡秘的方法来制造‘秘密调查报告’，建立一个如此可怕的‘公众舆论’。他们对我的欺负，早已超出我能承受的底线。
我是省公务员工会的成员，我加入该工会已经超过20年。但反对我的人在工会中很有势力和影响力。所以当我遇上困难的时候，工会的领导不会为我说公道话，他们只关心怎样可以给人事部和管理层留下好印象，如何能获得群众的好评，以及如何取悦自己的朋友。虽然他们对我说，他们会帮助我，但实际上他们就像人事部和老板的左右手，协同他们，什么实际的帮助都不做，只是冷眼看我如何被攻击，甚至在我老板的前面说些偏向他的话，以博取他的欢心。
我曾发送电子邮件到公务员总工会表达我的关注。我说‘我不愿意与公务员总工会有冲突，多年来，我一直很耐心的与格雷格和罗伯特接触。但他们对我的态度真让我失望和愤怒。我现在必须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境况，并要在一个非常受辱的情况下结束我20年的制图职业生涯。我希望我能得到你的答复，让我知道我是否是一个无价值的成员，所以无人帮我，或公务员总工会可以为我做些什么'。
在我的老板和人事部对我发动的围攻中，工会担任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协同我的老板和人事部，一次次把我推入到一个无助和绝望的境地。作为一个维护公义的组织，以这样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会员，虽然他们可能会因此获得晋升，但他们应该为对我做的事情感到羞愧。
13． 梦醒澳洲
20年的澳洲公务员生涯，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恶梦。
起初只是几个人对我有私恨，却被一些用心不良的人，推波助澜，形成声势，使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受屈受辱的境地。我由于生性沉默，不喜交际，以至无人相帮，无处求助，默默地忍受了十几年。这一次，因为不堪欺辱，责备那些人几句，便被格雷利用，制造冤案；而人事部和管理高层为了自己的管治业绩，竟然这样简单粗暴地，把我以极其侮辱的，可怕的方式从办公室排挤出去，以掩盖办公室欺凌的实情，把凶恶的人事围攻推到了极致。到了这地步，已是我忍耐的极限。
我知道自尊的价值，他们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我能承受的底线，尽管我知道自己无权无势，无朋友无支持，不可能令局面有任何的改变，而我对这些强权者的投诉，可能会为我带来灭顶之灾，他们绝对有能力使我失去一切。但我的自尊不允许我生活在这样一种可怕的阴影里，我决定向上申诉。我不是一个偏激的人，当顺民已经当了差不多一辈子，这次奋起申诉，实在是他们欺人太甚。
我去年11月向省政府和厅长提出了我的申诉，再次要求人事部以公开的形式澄清真实真相，他们回复说支持行政总监的处理，让我找人事部和工业关系局。但我拒绝他们的安排，我对他们说：厅里有强大的人力资源部，强大的法律团队，强大的财政支持，有大群追随老板反对我的人，众口一词。可我没有任何支持，没有证人，没有朋友，没有帮助，我不可能赢得案子。我不想花钱为这个注定失败的案子请律师。我希望用行政方法来解决这个事件。
因为我投诉办公室欺凌，省里几个部门的厅长都被人事部拉入到案件的处理中，形成浩大的声势，互相支持，使用手中的权力，把我当做‘精神病患者’来监控，让我在社会上步步受控，处处被制，把我长期置在恶劣可怕的条件下生活。我一直追问根据和原因，但没有回答。
起初我家里没有互联网，我必须到图书馆上网，但我不管我到哪一个座位，我使用的电脑都受到特殊的防范和限制。有一次为了证实我的怀疑，我晚上开车到对面的商场停车场，马上就有一部车跟尾而且有闪光，那天天气很好，没有闪电，我不知道谁对我的车拍照。这些是偶然的事件？还是有意的设置？是何人所为？
我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受理我申诉的女职员用冷而强硬的声调对我说，‘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省大选前，人权委员会突然通知我，说他们开始受理我的申诉，但只是作为伤残歧视的案子处理，并说人权委员会不是法庭，不会对谁对谁错做出判断，不会判别歧视是否发生，而只是做些调解工作。我听了很惊讶，我去信给受理案子的职员，强调我投诉的是办公室欺凌，而不是伤残歧视，我不是伤残人士，无论精神和身体都很正常。案子拖了4个月，直到省大选前的最后一天，人权委员会才通知我，说调解在几周后进行，但不会让有关人员参加，不会以公开形式澄清真相，而只是人事部派员参加。再一次，这些所谓的‘公平机构’完全不顾及我提出的‘让我面对面地与我的上司和同事公开澄清真实真相，我要求调查公开透明’的要求，而只是在反对我的人群中转圈，收集他们诬陷我的言论，又一次把我的申诉推翻。
这一场凶恶的群体对个人的围攻，持续了十多年，从一群人延展到另一群人，对我的攻击无日无之，只是因为有人对我怀有敌意，树我为私敌，而纠结成群，众口一词地诬蔑陷害我。十几年间，人事部和管理高层为了得到职员的好评和支持，不顾公理，为他们撑腰，而完全罔顾我的感受。格雷等反对我的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而更加无所忌惮，对我为所欲为。就这样，几个人对我的敌意，发展成为整个管理层对我的围攻，数个前厅长的默契合作，必欲把我除之而后快。
平时欺负我的人和曾经参与的人，这次因为害怕事发而出尽奇谋把我往死里整，利用人多势众造成声势，很多人因为从众心理而相跟，形成一个巨大的势场，令所有的公平机构都不敢冒犯其势力，反而为其增势。所有的权势人物都站在‘大多数’一边，利用这个事件谋取公众好感树立口碑，完全妄顾公理和正义。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如临大敌，动用如此大的政府资源来压制，务要把申诉的声音扑灭。后面的因素是什么？是捆在一起的共同的利益，是为了显示他们处理手段的正确。
虽然现在省政府易主，但掌管各厅事务的行政首长不变，仍由这些官僚们把持，我不知道谁有足够的道义担当，敢犯众势，肯说一句公道话。这样的人，在哪里？
故事仍在发展，不知道结局如何，她仍在申诉，因为她不能不明不白的留下一片污辱，因为她坚信没有做错什么。经过这一次次的所谓‘真相调查’，她真切地看到了民主后面的黑暗，只要手里掌握着大多数，便可以为所欲为，胜算在握，无论人们怎么高唱‘公正平等’，他们所有的操作都要倾向大多数，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谁也不敢与大多数唱反调。内向孤独，无朋无势, 不管她怎么申诉都没有用。她是一个注定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