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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误入红灯区
作者:张劲帆  发布日期:2011-04-01 02:00:00  浏览次数: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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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飞机是在1990年4月22日破晓之前进入悉尼上空的,机窗外茫然的夜色中出现了璀灿的灯火,随着飞机的盘旋,我俯瞰到一片无边无际的灯光的海洋,足足有十分钟之久。仍是无边无际,我不由得想起拉斯蒂涅站在巴黎的高处发出的挑战:“巴黎,让我和你拼一场吧!”
         同时出机场的有一大帮中国留学生,一位女生指着一个牌子问我:“那上面写的什么字?”我说:“Toilet,厕所。”她说:“这个词可很重要,得记住。”机场大厅里有供旅客推行李的手推车,得付一澳元的押金,归还时押金可退回,当时的我并不清楚这点,舍不得花这钱,只好肩背手提地拉扯着一大堆行李朝验关处挪。出得机场,天已大亮,看到一个白人女士举着我的姓名牌,是英语学院派来接我的海伦女士,瘦高个,披肩棕发,很热情。从这一刻开始,我必须用英语与人交流了,好在我发现她说的我都能听懂,而我说的她也明白。她领我到停车场,上了她的车,叫我系上安全带,我觉得很新鲜,在中国坐小车是没有安全带可系的。她说悉尼开车速度快,不系安全带是会被警察罚款的。车果然开得风驰电掣,车窗外天蓝得透明,云彩洁白如乳,花园洋房一幢连一幢,煞是漂亮。海伦说我好运气,悉尼已经连续下了快有一个月雨,今天是第一次天晴。车进入市中心,但见摩天大楼直插云宵,车流如织。我们的车最后在一家名为“旅行者之家“的小旅馆前停下,海伦协助我办完入住手续,便告辞了,以后的衣食住行都得靠我自己张罗。
         客房不大,有两张高低床,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一个胖大汉子,赤裸的胸脯上铺着金黄色的长毛,看着挺吓人的。我轻手轻脚放好行李,也上床睡了一会儿,纾解长途旅行的疲劳。起来后,站在阳台上看街景,见绿荫下沿街的台阶上随意地坐着几个穿牛仔短裤的青年男女叼着烟闲聊,这和我在国内时看到的坐在豪华旅游车里的衣冠楚楚的老外可不一样。我进屋写了一封给家里报平安的信,便出街去发信。 
         街上车水马龙,很是热闹。我向一位老者打听邮局所在,他也不知道,便帮我向附近商店的店员问,然后领我走了一段路,直到看到邮局。澳大利亚人的友好热情给我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发完信,我沿街闲逛,见若干穿戴很暴露的女子在街边倚墙而立,左顾右盼。一些通道幽深的小门洞上闪烁的霓虹灯勾勒出女人大腿的轮廓,显见是风月场所。站在门口身穿黑西服个头高大的皮条客见我路过,把我往里边请,吓得我赶紧逃开,生怕他们会掏出刀来。附近有一些成人商店,专买性器具、色情书刊和避孕用品。瞥见一家华人餐馆,我象见到北斗星一样奔进去,囊中羞涩,饭是不敢吃的,掏出地图打听自己的方位,老板告诉我,这里叫国王十字区(Kings Cross),是悉尼的红灯区,红灯区实际也是旅游区,不仅有风月场所,还密布着旅
社、餐厅、商店、银行。妓院在悉尼是合法的,名称通常叫按摩院或俱乐部,在里边工作的妓女都有执照,需定期体检。进去的顾客也并不都是嫖客,有的只是看看脱衣舞,甚至有女人进去瞅稀奇。街头无照野妓是要被警察驱赶的。
          我又进入一家超级市场,里边的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有好些商品是我从未见过的,叫不上名来。蔬菜水果又大又新鲜,而且干净,不带泥土,洋芹菜一棵就差不多一公斤。我不由得把商品价格换算成人民币(过了大约三个月后,我才不知不觉地放弃这种换算法),都嫌贵,最后从肉食中挑最便宜的牛肝(一澳元一公斤,按当时汇率合四元人民币)买了一些,又买了些牛奶、面包、米和燕麦,便返回了旅馆。
          回到旅社,推开房门,见那胖大小伙子已坐在阳台上看街景。我走过去与他打了个招呼,便攀谈起来。他名叫戴维,英国游客,边打工边周游世界,每到一地,先游山玩水,钱花得差不多了,就找份工打打,攒够了钱,再奔向下一个目的地。问他都干过些什么工作,他说多得记不清,总在换工作、换环境,总有新鲜的刺激。我对这种半工半游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新鲜,这些西方青年真是活得太潇洒了。
         随着一阵口哨声,进来一位金发碧眼的高个青年,他一见我,便“嘿”了一声,“你是新室友吧?”过来便与我又是握手又是寒喧。他叫切尔,是来自巴西的半工半游者。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起他骑自行车旅游中国的经历。在陕西省的一个小县城,他被当地人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他走到哪儿,人们就跟到哪儿。切尔对我学他们说“老外”这个词时,把手掌搭在嘴边,左顾右盼,那神情维妙维肖。他说他到商店要买“Beer”,售货员听不懂,他便用手隔着柜台远远指着货架上众多酒中的啤酒,大声喊“Beer”,售货员还是不知他要哪种,他只好跳进柜台抓住啤酒瓶,所有的围观者恍然大悟:“噢,啤酒。”切尔说他就这样学会了Beer的中国名称------“噢,啤酒。”他学得很象,并且带有陕西腔,逗得我哈哈大笑。他正说在兴头上,见楼下一个洋妞正进旅馆,便匆匆下楼了。
         天色渐晚,我去到公用大厨房。好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在做晚餐,切尔正与一个瘦高个洋妞坐在餐桌边说笑。我做好晚餐,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中。看上去他俩也是刚刚认识。那洋妞来自瑞典,是学美术的大学生,独自一人已周游了好些国家,她说今后会去中国,学学中国画。我遂与她大侃起美术来。侃了一阵,忽听到电视剧《红楼梦》插曲,我十分惊诧,循声找去,原来是电视里正播放《红楼梦》,没想到我到澳大利亚看到的第一部片子竟是中国货。我回到房里看《红楼梦》,门突然砰地被撞开,最后一位尚未谋面的房客回来了,他瘦小个,棕发,鼻孔淌血,眼圈青黑。他说酒后去逛公园,被几个壮汉打了,他曾学过中国功夫,无奈醉醺醺使不上劲,只好落荒而逃。他问我会不会中国功夫,我说当然会,等你伤好了教你。咱这是吹牛为国争光。
         看完电视,我蒙头睡觉,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奇怪的响声,拧亮灯,只见隔邻铺上,切尔正和那瑞典妞在毯子的遮盖下做热身运动,他们从容不迫地对我说“哈罗”,我反倒窘得两颊发烧,赶紧说“对不起”,熄灯躺下。
         我无法入眠,浮想联翩。中国在走进世界,世界也在走进中国,抵澳第一天,就见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今天会是我们的明天吗?会是中国的明天吗?我久久思索着……
  
  原发表于1996年2月25日中国《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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