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闭门不出，在家看杂书。读完《人类简史》后，竟被“八卦”二字震到了。据说多少万年前的地球上，有几个不同的人种共同生活着，其中尼安德特人种的脑袋还挺发达，但最终却被脑袋不如他们大的智人所灭。究其原因，竟然是尼安德特人不会八卦、或是不爱八卦，哪怕他们比智人聪明。“八卦”二字对我产生了冲击效应，保不齐我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因为从小到大，我不太喜欢八卦别人。但是，谁能保证别人不来八卦你呢。
也许，得相信一句老话：“哪个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这句话肯定是历史悠久的，经得起人类发展史的考验。我突然想把藏在心底的东西都划拉一下，理出些个头绪来，剪不断的东西它们未必就是一团乱麻。其实，有些常浮出脑海滋扰我的事和人是非常清晰的。此刻，我想八卦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她叫麦子，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知道她的故事，因为她的故事而对她这个人心存好奇。
人世间的一切，本来并不复杂，世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生活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但要把一个个人搞清楚了，一顿顿饭吃好了，一个个觉睡踏实了，是像变戏法一样有许多变数的。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为什么走这一步不走那一步？一步错，步步错，一切就会变得繁复杂乱，八卦由此而生，故事由此而来。
话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会写诗的人特别吃香，倍受一众年轻人追捧。我很早就开始做文学梦，十八岁时，在一个文学座谈会上认识了诗人雪子，他写的诗朦朦胧胧的，越是读得似懂非懂，还越发莫名地迷恋诗，也因此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文学青年。每当诗人的诗发表在《诗刊》上，都会崇拜一下《诗刊》编辑的品位。曾有一段时间，《诗刊》在我心目中仿佛一棵高大的橡树，上面不断开出各色凌霄花来。后来诗人不幸死了，我对诗也死心了。但这并不妨碍生活的潮流滾滾向前、写诗的人前赴后继、诗坛文坛欣欣向荣。
麦子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了《诗刊》当编辑。编辑部的主编老秋是名闻遐迩的抒情诗人，喜欢读诗的人必须知道老秋，“寂静中飘下一片树叶”，“没人的屋里也有生活”。麦子有文才、会写诗，年纪轻轻就能在《诗刊》这样的编辑部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幸运，羡煞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
不知谁起的头，本来是开始过好日子的八十年代，突然冒出了一股出国热潮，有门没门的都挤着要冲出国门。我孩子他爸海外有亲戚出国了，我这个文学青年也丢下了文学梦，跟着他出国了。当时人们出国的理由千差万别，但“逃避”二字于我千真万确，不管在逃避什么，逃得远远的最好。表面上看出国是荣耀，实质上是流浪到异乡，至少在开头难的那阵子，母语再好也是用不上。
麦子也想出国，她要丢弃众多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好工作去异国他乡。因工作之幸，麦子结识了许多有才华的诗人作家，其中有一对声名鹊起的诗人夫妇，在八十年代末被好几个国家邀去大学讲学。那会儿出国，能得到海外朋友的帮忙是要烧高香的，靠谱的朋友多半是真讲情义；运气又是个长着偏心眼的东西，它会眷顾或有颜值、或有才华、或有实力的人。因为麦子与诗人夫妇的相互欣赏、暗生情愫、朋友义气，种种原因吧，后来这对夫妇帮忙把麦子接到了异国他乡，他们先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中情同手足。
生活就是过日子，过日子的时间如流水，流动之中带走一些留不住的东西。麦子到异国一年半载后，和她有关系的人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她也跟着一个说英语的白人男子移居到了澳洲悉尼。当初帮她出国的诗人夫妇由于她的介入，生活渐渐失去往日的平衡，最终酿成了玉石俱焚的悲剧。再后来，定居悉尼的麦子离开了白人男子，和北京来的老秋结婚了。俗话说“三个人一台戏”。“三”这个数字注定会引出戏剧性的故事，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都知道麦子和诗人夫妇的故事。
我和麦子是同时代人，也算是个文学青年，麦子的故事上了报纸出了书，我对她这个名人并不陌生，只是相当错愕。诗人夫妇生前写的书面世了，诗人夫妇死后麦子写的书也面世了，我读过他们写的书，对书里说的东西疑信参半，不管故事有多么不可思议，理智和激情都失去了它们本应有的价值。如果出本书就能说清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那么，有话要说的人都得好好下功夫写本书。又或许发生的事已经发生，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说啥也没用，都是命中注定。
自从知道麦子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后，我就有过奇怪的念头，不是有人说生活是个大舞台吗？说不定我们在走过场时会碰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地球很小，可能碰巧，我还真的碰到了麦子。第一次亲眼见到麦子，是在斯特拉菲尔德车站出入口的坡道上，她和老秋俩人搀扶着，从车站出口处出来走上坡道，我是走下坡道去赶火车。匆忙之中惊鸿一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忽如其来地就撞见了麦子，还有她身旁的那个老秋。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对名人，麦子本人比书报媒体上的照片要好看；老秋清瘦精干，说不上是玉树临风或是清风道骨，但还是可以让人往那儿想的。
我不是没见过名人，而是没见过如此被人八卦的名人。和麦子老秋他们迎面走过，我的眼睛里藏着克制住的大惊小怪。那一瞬间，我发现他们似乎不太注意人群，又好象在躲避路人的目光。好在我对他们来说绝对是陌生人，纯属偶然的坡路相逢。他们不可能认识我，就像他们不可能认识熟悉他们的文学青年。所以，我可以若无其事地盯着他们看，又不显得失态。我在不经意间亲眼见到了这对传闻中的名人，真真切切却已不复年轻。不过，他们看上去很普通、很低调、甚至有些抑郁，哪里有一丝半点名人的样子？
没过多少日子，我第二次亲眼见到了麦子，还是在斯特拉菲尔德车站出入口的同一条坡道上。我走下坡道去车站入口处，麦子和老秋俩人搀扶着走在上坡的道上，步态和表情与第一次见到时没啥两样，举手投足矜持内敛。一回生，二回熟，这回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在打量麦子老秋时，麦子也朝我的方向看过来，眼神有那么一刹那的交集。一刹那也许很短，短到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我好象看到了麦子眼神中的一丝游移、一丝迷惑、一丝提防。都说女人天生敏感，也许麦子想到了什么，她会想到什么呢？
我想起自己在异国他乡的这些年，曾经有几次在车站等车时，碰到女同胞走上前来问车次方向，问完之后她们会没话找话寒暄几句，有说我长得像倪萍的，有说我长得像巩俐的，这些完全陌生的女人像熟人一样盯着我的眼睛看，大胆地说出了她们看到想到的东西。而我与这对名人相遇的那一刻，却没那个胆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的大名，我曾经读过你们的诗”。除了眼睁睁地看着麦子老秋和我迎面走过，我压根儿就说不出一个字来。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斯特拉菲尔德车站附近见过他们几次， 因为我上班的点是有规律的，上下班都要走那条出入车站的必经之路。踩着那个点，走到那个地方，就能赶上那班车。而踩点踩准了，或许就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遇见同样的人。遇见不是在做梦，梦是没有规律的。
最后一次见到麦子和老秋，他们快走到车站出入口坡道的顶端了，而我刚转弯走进坡道，看见他们突然停下了脚步，老秋靠在墙边喘气，似乎有点体力不支的样子，麦子在一旁轻轻拍抚老秋的肩背。我向他们投去同情的一瞥，想要做点什么，我确信他们看见了我的欲言又止。但我终究没有冒昧走上前去，而是继续走下坡道去赶火车了。
自那以后，就好些年不见麦子和老秋了。在斯特拉菲尔德车站的那个出入口，那个人群如流的坡道上，再也没看见这对相互搀扶着同行的名人了。渐渐地，再走坡道时，感觉也开始变化无常，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我恍如走在电影的蒙太奇里。
直到有一天，无意间读到某博客的文章，说是麦子得癌症过世了。因为她是个名人，名人的死是会受到关注的。据说和猜测不知算不算八卦，据说麦子生病后远离人群，更加闭门独居。也许她认定同胞们不会带给她帮助，她也不想从同胞们那儿得到什么。她明知自己得了癌症，似乎也不去积极治疗，她这是任凭命运摆布吗？在麦子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越来越远离说同样母语的人群。自她到异国他乡的那天起就八卦缠身，这是她的命，无法逆转。
麦子死的时候刚满五十岁，刚知天命就得了不治之症，想必与她长期抑郁寡欢脱不了干系。我甚至大胆揣测，麦子她本人是因为不想被打扰、不想被八卦而远离人群的。如果说，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有几分道理，那么越少与人打交道越好。麦子独自走完了人生之路，让我想起之前在车站坡道上遇见她和老秋，如同风雨飘摇中的两棵树相互支撑着。走到最后，人终究是要一个人走的。
麦子离开人世前的活法，让我想起张爱玲这个文学大才女，身在异国他乡，拒同胞于老死不相往来之境，晚年频频搬家踽踽独行，最后默默离开人世，死去数日才被外人发现。麦子的结局或许要好些，起码她很有尊严地入土为安了，她的大理石墓碑上刻下了她想留给世人看的文字，不是汉字，而是英文：“飞向来世的自由的灵魂，你是如此被人深爱”。石头上的字坚硬冰冷，又似乎散发着曾经有过的温度。
某天，偶然读到阿城写张爱玲的文字，如醍醐灌顶。阿城是这样说的：“对于张爱玲的死，我其实没有资格置喙。我猜张爱玲是一个有洁癖的作者，这种洁癖使她最终于生活里拒绝与脏或可能脏的人来往。我想我自己恐怕就是一个脏人，她不打算与我同类的人来往是对的”。
又有不知哪个名家说过，人对他人都有一种窥探的欲望，都想知道他人的生活，或他人是怎么生活的。当然，窥探的方式不尽相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种哈姆雷特。近年来网络微信热闹了生活，我读到了重提当年与麦子有关的故事，八卦人物要想不被世人注意是很难的。但八卦麦子的故事大同小异，麦子就是麦子，不是张爱玲，也不是哈姆雷特。
不知为何，这些年过去了，我还会想起在车站坡道上与麦子近距离地迎面相遇，也许我们的眼神曾有过交集，因了文学诗歌的缘故吧。文学诗歌需要想象，相逢何必曾相识。那种微妙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就像你会对路边的一朵花、一棵树、一只鸟、一个卖艺人落泪或傻笑一样，小小的莫名、大大的悲悯，都是瞬间生发出来的。
如果我身上没有多少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的话，那么八卦的天性复活也属正常，于是写出了这篇本该带进坟墓里去的东西。如果写作是一种八卦的方式、一种释放的方式，那么写完此篇后，我确实感到心里舒坦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