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官书局与秦中书局

 陕西最早正式出版的《秦中书局汇报》就创办于梁府街公字(今青年路)7号。据西安市档案局保存的清代史料和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厂志》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在陕西布政使樊增祥主导下,陕西省购置了第一台铅字印刷机,并以此为基础,在长安二所一坊梁府街——提学使衙门以东(今青年路13号),开设秦中官书局,由藩司文案吴廷锡兼理主持创办陕西笫一张报纸《秦中书局汇报》。

 《民国西安词典》载:“秦中书局汇报:陕西最早正式出版官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日,陕西布政司李有棻主持创办。形式为小16开本书册型月刊,文字竖排,木刻活字印刷,每期大约二三十页,线装装订。以洋务派鼓吹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刊宗旨,主要栏目有谕旨、明道、理财、治兵、商务、洋情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刊。”

而樊增祥主导时间上相差甚远。于是,我在查“秦中书局”时才发现,秦中书局原来是陕西最早机械印刷企业。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办。隶属于陕西省布政使衙门。其主要设备有小锅炉1座,石印机1台(日本产)以及圆盘机、四开机、对开机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曾印过《古文辞类纂》《敏求记要》等书及军用地图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更名为陕西官书局。

 而陕西官书局办的《秦中官报》则是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陕西藩台樊增祥主持创办,提学司课吏馆姚才波等主办。这样我就明白了。樊增祥主持创办的是陕西官书局的《秦中官报》,不是秦中书局的《秦中书局汇报》。

 《秦中官报》初为5日刊,后因政体更迭及经费原因,时为半月刊,时为月刊。有谕旨恭录、秦事汇编、直省文牍、外报汇钞、路透电音、艺文存略等6个固定栏目。发行范围和对象为陕西各府县衙门和西安以及省内中心城、镇中的绅商文化人等。“谕旨恭录”主要刊载清廷饬告全国各级衙门行政文书文告;“秦事汇编”内容主要有司法文批、税赋行状、安民赈灾、匪事袭扰、办学申请等等;“直省文牍”则是以直隶为主,旁及其他省份的行政事务报道;“外报汇钞”主要转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报刊新闻消息;“路透电音”主要采用英国路透社电讯稿,为陕西报刊首次采用外国通讯社电稿;“艺文存略”主要刊登士绅文人的诗歌和散文。由法政学堂印刷。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主办机构改为陕西法政学堂,次年九月上旬又改由陕西学务公所编辑出版,并易名《陕西官报》,较前更重视刊载时事新闻。

 我认识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李其瑞著有《先祖李宫保有棻公事略》中说:光绪二十年(1894)李有棻起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在任陕西布政使时,购置了陕西第一台铅字印刷机,在梁府街提学使衙门以东(今青年路13号),开设近代陕西第一家出版社“秦中官书局”。由藩司李有棻主持,藩司文案、清末鸿儒、史学大家吴廷锡兼理主编,创办了陕西第一次出版的书册式官办报纸《秦中书局汇报》。报纸以政论为主,主张“三条大路走中间” (即保皇、洋务和改良三派)的洋务派观点。

 但创办时间和《民国西安词典》记载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不一样,早了三年。

 李其瑞,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重点学科法学理论学科带头人。我把对樊增祥主持创办《秦中书局汇报》一事的质疑,以及樊增祥实际上主持创办的是陕西官书局的《秦中官报》,不是秦中书局的《秦中书局汇报》之事,告诉李其瑞先生。他给我说:“我家两代在陕为官,高祖李有棻在陕任按察使、布政使、护理巡抚共六年,据说一直住在按察使衙门(好像在西大街西京饭店)、布政使衙门里(现省中医研究院)里。关于樊增祥主导创办《秦中书局汇报》与史不符,我查过原始档案,樊是我高祖父李有棻后边任的布政使,该报创办时樊增祥仅仅是渭南知县。樊增祥的《樊山政书》也有记载。”

 《秦中书局汇报》报纸为月出一期的期刊型。报纸办了两年之久,在战乱动荡之年,极为难得。《秦中书局汇报》也因此而成为西安笫一张官办报纸,其创办人吴廷锡先生,在陕西新闻报刊出版历史上地位特殊,声望颇高。

 吴廷锡先生是清末民国一代鸿儒、史学大家,西安南门里湘子庙33号,有他的公馆。吴先生历官陕西华阴知县、略阳知县、榆林道尹、汉中知府、清史馆撰修、省长公署参议等职,曾参与编修《陕西通志稿》《陕西乡贤史略》《太白山志》《续编陕西通志稿》等,在教育、文史研究、出版等方面贡献甚巨。

 关于编修《陕西通志稿》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聘请吴廷锡先生为陕西通志馆编导的。当时正值时局动荡,兵荒马乱之年,吴廷锡实际上属于临危受命,承担了一项于陕西,于陕西历史功德无量的抢救性工程。他作为编导,以身作则,不辞劳苦,同武念堂、林捷三、毛昌杰等人一起,足迹遍秦川进行实地勘察,终于千辛万苦编辑整理出了《陕西通志稿》和《续修陕西通志稿》。

 吴廷锡先生还与刘安国、冯光裕纂修过《重修咸阳县志》。刘安国民国十五年(1926)任省长公署参议,省教育厅督学。与王儒卿、梁午峰等学者撰写出版《陕西乡贤事略》,著述颇丰。冯光裕曾任陕西通志馆主编,学识渊博,文笔超逸,被同事誉为“活字库”,所著《陕西辛亥革命战事序》备受史家推崇,当年冯光裕先生家住开通巷40号。而他的孙子冯郁章,是我的学兄、著名书法家。

五、青年路上报刊社

 青年路东段曾经的梁府街上国民红十字总会院内,有一家清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十日,由党晴梵、萧西成、康毅如、聂小泉等在西安创办的《国民新闻日报》。主要栏目有社论、代论、紧要新闻、特别纪事、本省新闻及各省新闻。民国二年(1913)改为每日两张8版,日发行2000份。数月后因刊登驻军抢劫事件,招致张云山军队打砸报馆,被迫停办。

张云山,西安辛亥起义中的“光复二张”之一。“二张”,就是张凤翙和张云山。张云山为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民谣中有:“北院坐的张凤翙,南院坐的张云山。两个老张都一般,闹得城里胡搅酸。”还有“张云山性子暴,走进西门就打炮”。此时正是 “二张对峙”,接连发生权力之争的时候。《国民新闻日报》刊登张云山手下部队抢劫,肯定惹下这个“性子暴”的恶人张云山,他派军队打砸报馆,说老实话,没杀人放火已算不错了。说老实话,新闻报纸在强权面前自然只能退避三舍,关门大吉啦!

 青年路25号还有一家西安地区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报纸《鼓昕日报》,民国九年(1920)7月15日陕西省议会议员田芝芳在西安创办。田自任经理,谢少林任副经理,张仞鸣为主笔, 民国十年(1921)又聘曾钦尧为总编辑,宁益轩为采访,编撰有赵仰山、张汉卿等。日出对开8版,主要栏目有:社论、新闻、时评、杂俎、文苑等,还设有本报专电。先后发表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论》《八点钟劳动的理论与实际》《列宁的演说》《民主主义论》《扫除婚姻专制》等重要文章,翌年3月连续刊登李大钊《各国妇女参政运动》讲演词。因经费拮据, 民国十年 (1921)4月30日出完最后一期停刊。

 梁府街(今青年路)忠义祠内还是民国年间创办的老《陕西日报》的地址。《陕西日报》民国十年(1921)在西安创刊,宁益轩、吴宝珊先后任社长,刘最迂为主编。能如实反映陕西百姓疾苦,宣传和支持禁止妇女缠足,先后刊登《罚禁妇女缠足条例》和陕西天足实行总会《宣言》等。但六年后停刊。

 再说提学使衙门东边,清末有官书局。是印刷书籍、报刊的机构,民国初年,官书局变为“教育图书社”。民国十五年(1926)王授金先生担任这个“教育图书社”的社长。同年,“教育图书社”又成了12月22日创刊的《陕西国民日报》社址。《陕西国民日报》名义上为陕西省党部机关报,实际是中共陕西党组织机关报,以宣传革命理论,动员群众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宗旨。社长先后为雷晋笙、刘天章,总编先后为孟园梧、杨祖慰,编辑白超然、王授金、张宝华、金宏图,印刷厂长为王尚德,均为中共党员。雷晋笙系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三桥村王家门(亦称雷家门)人。该报铅印对开4版,隶书报头,由时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题写。刊登特别新闻、国外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社会新闻等,辟有“赤党” “游艺园” “革命公园”等专栏,介绍革命基本知识,还有 “冲锋”“陕西青年”“陕西妇女”“商民之声”“篥”“星火”“耕牛”等7个副刊。曾大量报道有关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及各阶层人民联合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翌年7月国民党开始 “清党”,社长刘天章和编辑白超然被捕,报社被陕西清党委员会接收,不久停刊并改组为《陕西中山日报》。

 而这个《陕西中山日报》民国十七年(1928)11月16日成立。原为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联军机关报,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办发行,仲鼎汉任总编辑。十八年(1929)2月由李敷仁任总编辑,这给人感觉正义又回来了。接着陈子万继任总编辑,之后又由社长梁化民兼任总编辑。为4开4版,有国内新闻、本省新闻、党务消息及副刊“革命园地”等栏目,时常配合政治形势发表社论、社评,主要奉行冯玉祥军政府旨意,进行反蒋、反日政治宣传,基本能如实反映陕西百姓生活现状。民国十九年(1930)10月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军政府瓦解后,于是月25日停刊。历时1年11个月又10天,共出报77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块地方建立了西安市第二印刷厂。这个“二印”,历史可追溯到清代“官书局”,从清末演变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我和第二印刷厂打过交道,1986年到1989年前后,我在青年路南边的大莲花池街的一条小巷莲湖巷的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社供职,先后任编务主任和副总编,便经常去市二印联系印刷业务,从莲湖巷走过来也就十来分钟。

 再有《陕西青年》,系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机关刊物。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创刊。社址在梁府街公字5号,发行人杨尔瑛,主编先后有胡鸿文、翟文凤、洪同、魏经邦。月刊,16开本,不对外发行。杨尔瑛在发刊词《建立青年知行之枢纽》中写道:“本刊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在这非常时代和非常环境里,做陕西青年以及全国青年知行的枢纽。……不过行动和知识是有连带关系的,两者不可偏废。本刊同仁,将以为学处世之得提供于青年,望青年同志于躬行心得之余,时惠珠玑,俾知行相续,知行相衍,互生互益,靡有止境,累而积之,蔚为非常的知识和非常的行动,然后青年方能成为非常的青年,本刊亦能成为非常的刊物,庶几无负于这非常的时代和非常的环境。”刊载内容主要有“一、党义政治经济论文;二、青年问题论文;三、译著;四、战地通讯;五、诗歌、散文、小说;六、各种木刻画片。”民国三十六年 (1947)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时停刊。

六、青年路上的图书馆

 前文说到统辖全省学务的提学使衙门,光绪年间设在梁府街。辛亥革命后的1925年,陕西省教育厅搬到梁府街,因之梁府街(今青年路)一带成了“教育坊”。

 宣统元年(1909)8月陕西图书馆建立,最初就在梁府街(今青年路东段团市委所在地)学务公所内的一座三层小楼。当时约有50多间房子。这时的大清王朝面临厄境,大厦将倾,为苟延残喘,困中求变,企图用西方开放式的图书馆取代中国封闭的藏书楼,甚尔寄希望以此开启民智,改良这个落后愚昧,日渐衰弱,总是遭挨打的国家。而陕西省号称文化积淀深厚,加之恰逢当权者中也有注重文化的有识之士,于是,陕西西安成了国内第一批尝试新事物的地方。

 我在《南院门的亮宝楼》一文说到陕西图书馆创立之初的事。“陕西图书馆创立前一年1908年8月,清廷正式批准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9～10月,在陕西巡抚曹鸿勋和提学使刘廷琛的努力下,陕西图书馆得以创立。

 在陕西图书馆的创立过程中,提学使刘廷琛是一位关键的有个性的人物。1900年他随慈禧、光绪逃至西安。不久告假还乡,在庐山之麓建起一座房子,潜心读书治学二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授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光绪三十年(1904),充任清代末科会试同考官。1907年刘廷琛到陕西任提学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刘廷琛对陕西还是十分了解的,因之刚一到任便为改善陕西的文化状况而奔走呼号,为创建图书馆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相对比较纯粹的文化官员,当时经济、文化上都相对落后的陕西,恐怕不会马上成立图书馆。

刘廷琛(1868—1932),字幼云,晚号潜楼老人。清末江西九江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举于乡,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在北大校长一任上贡献最大,是我国近代开创分科教学第一人。他博学多才,其书法造诣亦颇深。有《潜楼文稿》等著作行世。

 刘廷琛在京师大学(北大校长)任上,时科举刚废不久,学堂学规多仿日本,他将京师大学堂的学习科目分为经、文、农、政法、格物、化学、商、医等8科,中国大学的分科制,自此而始。清帝退位,刘廷琛举家移居青岛挂冠闲居,袁世凯曾想聘他为礼制馆顾问,被他严词拒绝;袁世凯称帝后,他著书斥责袁世凯的一叛再叛说:“叛三百年之天下,自谓功臣;叛年余之总统,尤为乱贼!”被时人认为是对袁世凯的最精准评价。1932年7月,刘廷琛病逝于青岛,这个著名的教育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了。”

 陕西图书馆首任馆长(时称督监)贺伯箴,任职至1911年底。图书馆内设藏书楼、阅览室、办公室和印刷所。其藏书宗旨“一曰收藏旧籍,二曰广征群籍,三曰列邦新书,四曰吉金乐石”。因经费有限,藏书不多,借阅读者亦少。最初的陕西图书馆,怎么能像如今老百姓对阅读求知的欲望强烈呀!那个年月满世界都是睁眼瞎,大字能识几担笼的也没多少人,因之图书馆门可罗雀,看书的人少之又少。一年下来,仅仅500人左右,都是能上得起学的富贵子弟,和学校的教师及政府机构里有限的一些知识阶层,平均一天还不到俩人。图书馆这个高雅的所在,成了一种摆设,图书馆相当于藏书楼,不过是寄托了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己。

 辛亥革命后,毛昌杰接任馆长,任职至1912年底。毛馆长首次编印出版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书本式馆藏目录。民国四年(1915)5月迁至南院门劝工陈列所,将碑林与陈列所均附设在图书馆。民国五年(1916)6月,陕督陈树藩任命高培支兼任馆长,此后10年中,扩充馆舍,美化环境,整理藏书,编制目录,修订制度,获得长足发展。

 其实,创建于1909年,如今已有112年历史的陕西省图书馆,回顾其最初创建的过程,那可是多少有点儿扑朔迷离,模梭两可而含含糊糊。

 有一种说法,筹办陕西图书馆,应该始于1907年,建成开馆之日则是1909年,因之现在把省图的创办历史定在1909年,也尚算合理。110多年前的 1908年光绪帝驾崩,慈禧太后接着逝世升天,社会发生激烈动荡,民不聊生,不说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就是一些知识分子,也没有心思读书,更何况到图书馆去读书。当时图书馆是从国外引入的新事物,一般人也还不太适应,不习惯进去坐在那里,与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环境中阅读书籍呀!

 还有,陕西省图书馆初创之时,名字为“陕西图书馆”,并没有冠一个“省”字,直到八年后的民国十六年(1927),这个名字才变成 “陕西省第一中山图书馆”。110年前建图书馆,为什么选址在梁府街呢?清末学者罗振玉认为,图书馆的选址应该“远市嚣”的僻静之处。而这种图书馆选址的通例,却因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客观上更加导致了图书馆的落寞而乏人问津。

 当然,陕西省图书馆的创建,是历史进步的体现。这其中离不开4位重要人物地努力。除过前边提到的刘廷琛外,再就是陕西巡抚曹鸿勋。以及这二位的继任恩寿巡抚、余堃提学使。

 说老实话,陕西虽然文化厚重,但大清朝时的陕西经济发展却严重滞后。所以建公共图书馆缺乏根基,靠白手起家,那难度就不是一般的大了。而历时近三年的陕西图书馆终于竣工开馆,礼迎四方爱读书的学子。然而,在整个社会,读书人特别少的年代,一所省立图书馆的开馆仪式,并不为人关注,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情况在所难免,这让陕西图书馆的正式开馆日期都成了一个“谜”,没有报刊报导、史志记载,弄得如今谁也弄不清具体日子,只能估计推算为1909年秋天的某个日期了。

 陕西省图书馆的重要转折点是1915年从梁府街(今青年路),搬到了城里的繁华之地南院门,也就是老西安市委的东边。从那之后,亮宝楼就成了陕图主要的藏书、办公和阅览区,一直持续到这个世纪初新馆在南二环北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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