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在2000年，我在悉尼华人文化圈的“周末会”活动中认识了澳大利亚民族电台中文普通话组负责人林桂生先生。林先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不久，悉尼女作家凌之在另外一次“周末会”活动中，把千波、萧蔚和我悄悄拉到一边，转达了林先生的一个愿望——邀请悉尼的华文作家自编、自导、自演表现澳大利亚华裔生活的广播剧，然后在他主持的民族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中隆重推出。凌之召集的这几位都是当时悉尼文坛上比较活跃的写手，但没有一个受过正规的表演培训。出于好奇，我们都答应了。

不久，我们几个，又加上赵川，每人拿着一个剧本，在林先生家聚齐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排练。我们每一位都有点小激动，也都有点忐忑，毕竟都不曾有过表演经验。特别是我，东北人，讲话有点口音（其他几个还好，凌之和萧蔚都是北京人，千波是天津人，赵川虽说是上海人但上海口音并不是很重），于是就在分配角色时声明，我讲话有口音，不能出演，我申请做导演。结果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最后，是林先生的一句话说服了我，他说，生活中的我们都是有口音的，有口音正好再现了生活。

我是想说，真实地再现生活，是我们的广播剧的最大特点。

很快，我们都成了熟手。

很快，我们都爱上了广播剧。

很快，我们的广播剧成为了民族台的一个品牌。

一年后，赵川回上海搞小剧场话剧——不知道这和我们的广播剧是不是有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于是找来金嗓子肖龙顶替他的位置。自此以后，凌之、千波、萧蔚、肖龙和我，成为了广播剧的五个台柱子。这五个人各具特色：凌之一般出演奶奶或严厉的妈妈；萧蔚则擅长出演慈爱的母亲或职场女性；千波年龄小，只好出演凌之或萧蔚的女儿——千波也是本事，从5岁到15岁都能演；我呢，要么是爷爷，要么是父亲，要么是谈情说爱的男人；金嗓子肖龙反倒被漂亮的嗓子所累，多数情况下只能担任旁白。

每个人提供的剧本也是各具特色的：凌之擅长写生活中的小事，萧蔚比价喜欢写喜剧，我和千波写的多是爱情故事。

后来，为了扩大思路和视角，我们曾向社会广泛征稿。于是又有张奥列、崖青和莫梦先后加入这个队伍。崖青和莫梦甚至尝试过参演，可是后来，大概是因为口音问题（崖青是上海人，莫梦是广东人）而先后放弃了。

再后来，又有喜欢朗诵和主持的曹芳（Stella）加入。曹芳的加入，一度使得广播剧的台柱子从五个扩大为六个。

那时我一直在《新时代报》做兼职编辑，而曹芳更是该报的发行人之一，因了这个便利，我们先后在报纸上组织过“人生插曲”广播剧的三周年纪念、四周年纪念和五周年纪念。每到纪念日，我们就每人写一篇文章，讲述在制作广播剧中的趣闻趣事。

五周年纪念日之后，林先生决定退休，于是，“人生插曲”广播剧就交由也是在民族台中文普通话组工作的白菲比和灵光分头负责。在那段时间里，负责“人生插曲”广播剧的组织和制作的，有时是白菲比，有时是灵光。

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民族台就换了领导。新的领导对广播剧似乎不是很热心，又或者是要缩减经费，于是，“人生插曲”广播剧没能走到六周年纪念，就停播了。

这应该是2006年的事。

一晃，又是六年过去。

听说，在这六年里，曾有人旧事重提，呼吁“人生插曲”广播剧重新上马，于是民族台又找了几个据说是更专业的人来出演广播剧；又听说，这事没能持续多久，就又搁浅了。

就这样，“人生插曲”广播剧不仅成为了我们的骄傲，也成为了我们心底的伤痛。真的很可惜。

当然，我们都明白，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可是，我们还是不甘心。于是，千波跳出来，说，应该从我们演播的广播剧中挑出一些杰出的作品，整理出书。大家当然支持。可是，出书要钱，谁来找钱？还是千波，她不仅出面搜集筛选广播剧本，编辑整理，还到处找人赞助。

于是，就有了Macquarie College和悉尼大学退休中国文学教授萧虹老师的出现。感谢Macquarie College和萧虹老师。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人生插曲”广播剧》这本书；没有他们，“人生插曲”广播剧，就只能是我们心底永远的遗憾和伤痛。

也感谢澳华文学网负责人谭毅博士，她承担了在中国联系出版社的重任。

最后，应该是千波。没有千波，就不会有这本书。

2012年6月11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