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见了K先生，就是那个失独者K先生。他是我的朋友。
K先生站在一棵树下，奇怪，那棵树枯死了。
K先生的表情很痛苦。他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扶着那棵枯死的树。树上的树叶掉落了下来，其中一枚落叶落到了他的帽子上。
这是夏天。
K先生慢慢地滑坐在地上。他的目光盯着他眼前的两座坟。
一座坟上长满了青草，墓碑上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小伙子。
另一座坟是刚培的新土，墓碑上的照片有点眼熟，是一个大约五十岁的女性。
K先生痛苦的表情仍旧没有散去，只见他艰难地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扑向那座新坟，他叫的是一个名字，我没有听得清。他把脸贴在女人的相片上，泪水从相片上往下流淌，一直流到墓碑的底部。
这时，一只乌鸦从乌黑的天际直冲下来，凄厉地叫了几声之后，便停落在那棵干枯的树上，树叶纷纷坠下。
K先生想赶走这只乌鸦。乌鸦的出现总是给人不吉祥的感觉。K先生艰难地站了起来，他伸出手对着树上的乌鸦扬了扬，乌鸦竟俯冲下来，一头撞在那个小伙子的墓碑上。乌鸦死了，墓碑上溅满了乌鸦的血。
K先生仰天长啸：“雨儿！我也去了！”
深夜里，是谁在楼下死命地摁汽车喇叭？
气得我想骂人。披衣下床，打开窗户，车子已开出好远。
回到床上，我努力地回忆着梦境。说实话，我每天都做梦，梦醒后十之八九的梦境都记不得了，即便记得，也很破碎。可这个梦，就像我刚刚阅读的某一本书，记忆深刻。
我无法解释这个梦。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我许久不曾与K先生联系了，头脑里也从未想过他。他突然出现在我梦里，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呢？尤其这样的一个梦，一个完全可以称之为噩梦的梦？
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再入睡了。看看床头的钟，才凌晨4点7分。我穿上睡衣，去了书房，一直待到清晨6点40，书桌上的台历显示的日期是：2018年4月7日，星期六。
从凌晨4点7分，到清晨6点40分，这段时候我都干了些啥呢？我干了两件事：一是把我2017年1月24日写的那篇《失独者K先生》的文字找出来，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再一个就是把这篇发在作家在线平台的文字从微信里找出来，认真地阅读了一百多个读者的留言。
《失独者K先生》在我的博客里的阅读量不到800个人，而发在作家在线平台的这篇文字，阅读量达8千多人。一时间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向作家在线平台编辑索要我的联系方式。作家在线的编辑征询我的意见，我给出的回复是：他们有什么想法可直接告之你们，就不要与我直接联系了。
这位热心肠的编辑后来告诉我，说他们要你的联系方式，一是想感谢你，你写出了失独者家庭的悲痛；其次，他们还有更多的故事想告诉你，希望你能写出来。
尽管这位热心肠编辑依照约定，没有给他们我的联系方式，但仍有一些读者通过其他途径找到了我。他们联系上我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就是：“感谢你！”
我写了这么多年的文字，有远方的读者打电话感谢我，这还是第一次。
作家在线的那位编辑认为，我应当为此而高兴！我说，我高兴不了！也不值得我为之高兴！他们都是痛苦的人，他们都因计生国策而成了失独家庭。
镇江的一位读者是个年近七旬的大妈，她唯一的一个儿子不幸后，她的老伴哭了三年，就跟儿子去了。她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敢接，我害怕她哭，她一哭就没完。哭完了，她会说：“谢谢你先生！我没有可以哭诉的人，把你当作亲人了，你多包含！失态了，失态了！”
一百多个读者的留言，都是感谢。感谢我什么？感谢我写出了他们的悲苦吗？谁造成了这悲苦？制造了这悲苦的人，他在哪里？当悲苦发生，他们做了些什么？难道公民只能尽义务，而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8000多个失独家庭的读者，在阅读我这篇文字时，勾起了他们思念的痛苦与悲伤，他们却感谢我，实在令我不安！说实话，我配享这一声声感谢吗？作为一个吃公家饭的人，我倒觉得我身上也沾着罪，沾着恶。所以，这篇文字产生的反响不仅无法令我愉悦，反倒令我不安，令我难过，令我悲伤，令我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尽管我也是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只生一个光荣”的人。
真要说感谢，我应当感谢K先生。如果不是与K先生相识，我这个生活在光鲜时代表层的人，就压根理解不了计划生育的牺牲品——失独家庭。认识了K先生，我才真正认识了计划生育，一并地认识到，这种政策给中国家庭带来的不幸与悲伤。
早上7点整，我知道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拨通了K先生的手机。
手机拨通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接连拨了三遍，都无人接听。
2018年4月7日这一天，我过得艰难极了。K先生的手机在这天的上午八时许回打了过来。我迫不及待地摁下接听键，“K先生，你可把我急死了！”
“不好意思”，对方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是K先生的外甥。”
我头脑里依然坚持不往坏处去想。“你舅呢？”我轻描淡写地问道。
“舅舅……”K先生的外甥突然就控制不住了，他哭了。“舅舅他走了。”
我明白“走了”的意思，但我的嘴巴却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K先生的外甥拖着哭腔说：“张先生！我哪敢开这样的玩笑！”
我听他叫我“张先生”，便说：“你认识我？”
他说：“舅舅在时常跟我谈起您！”
“几时了？”我有些语无伦次。
“今天是头七！”
“怎么不告知我？”
“舅舅生前留下遗嘱，他走后，不通告任何人，不举行任何仪式。死后即拉去烧掉，骨灰分三份。一份放外公外婆坟墓里，一份放舅母坟墓里，一份洒在我表哥坟墓边。”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人喊叫他。
他没有理会那个人。
“骨灰安放在哪个公墓？”我问道。
“三台山公墓。”他回答。
我“哦”了一声。他说：“您知道？”
我说：“知道！离我父母所在的拦山河公墓不远。你舅舅在山上，我父母在山下。”
那边的那个人好像在催他，他生气地说道：“没长眼吗？”我说：“你有事就先忙吧，过会我再联系你。”
他说：“我没事，您能打电话来，我舅舅在天之灵一定老开心了！”
我说：“我想下午去他的墓地看看，你可方便？”
“方便方便！”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下午三时整，我准时来到三台山公墓出口，K先生的外甥从一辆车里走下来，他朝我挥挥手，叫了我一声：“张叔！”
我跟在他身后，向着墓地深处走去。不时传来哭声。墓地很大，大都建得豪华。每一块墓碑上都刻着死者姓名，我一个也不认识。
转了一大圈，K先生的外甥突然蹲了下来，吓了我一跳。他用手向左前方一指，低声说：“一只兔子！”顺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有一只兔子，两只耳朵扑闪扑闪的，眼睛四下张望。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舅舅是属兔子的，我怀疑是舅舅有灵，来迎接您的。”
我说：“你挺逗的。”
他看见我一脸严肃，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K先生的墓，果然是新砌的。墓碑上，他的相片与夫人的相片紧靠在一起。我在心里说：“他们永远在一起了！”在他的身旁，是他儿子的墓。墓碑上的相片很英俊，长得像他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看见K先生的孩子。
我提出给K先生鞠躬。K先生的外甥则扑通跪了下去，嘴里说道：“舅舅！您的好朋友张先生特来看望您！”说时竟呜呜地哭了。
原本准备给K先生鞠躬，以示我的哀悼，他现在这么一弄，竟让我脆弱的灵魂逃离了肉体，我也像他一样扑通就跪下了，糟糕的是，我也跟他一样哭了起来。
这一跪，若止于友情，也算够意思了，毕竟我们年龄相仿。可我总觉得，我这一跪，不止于友情。但我若认为我是代表着公家下这一跪，那几乎就是一个弱智。我怎么能代表公家呢？公家会授权我给这个失独者下跪吗？下跪意味着什么？若仅仅意味着凭吊，那倒好说，但下跪在很多时候还意味着认错啊！
谁错了？谁会承认错了？即使错了，也不可能做下跪的事！
K先生走了。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我最担心的事是什么呢？就是K先生会突然地离开我，去往另一个世界。
去往另一个世界，并不可怕，毕竟，那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要去的地方。可怕的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多么难得的一次，却活得这么悲惨。如果这悲惨来自于生活，他也无可怨悔。可是，谁能说这悲惨来自于生活？这悲惨是人为的，是一个叫政策的东西带来的。K先生的命运，常常让我想到“国家与个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这句看上去很豪迈的话语。其实，就K先生的命运来说，国家常常能决定个人的命运，而个人却无法决定国家的命运。这话我们也可以试着这样理解，国家能给个人带来好运，也能给个人带来恶运。这般说来，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国家，一定是因为我们热爱的国家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K先生走了，跟他的时代一起走了。
我哭K先生，也哭那个时代。埋葬K先生的墓里头，一定装着那个时代。但未来，历史会怎样给K先生一个交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