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的一篇随笔，勾起许多朋友的回忆。
悉尼著名中医师Tina Qi，蒋大为耀华中学的校友：他100米跑的记录在耀华保持了许多年。
晏茹：他现在每年都回耀华。
发小海林：我有个老师就住在那个大杂院静园里。
Juliayu：天津在北方也算海派，这跟上海也是相似，容易接受新思想，不固化。
佳霖：让我回忆起小时，咱们在鞍山道小学读书，我就住在对过静园里。
Vivian: 我三舅住在静园附近，以前总去，姥姥家住在粮店后街，和李叔同的故居不远，也有很多故事。
发小铭：现在我天天走哈密道，几十年变化不大，不少日本馆子（附上照片）。
顺溜：你大舅过世前那段很感人，真的床边放着那本杂志还是创作？
Working mother: 1976年，在南开大学住过一年的地震棚，记得邻居洪大舅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爱看书，善读历史，极少说话，却很会讲故事。孩子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但谁也不敢主动去请他，那时我最小，总被大孩子们逼迫去请洪大舅出山，我只好佯装去洪姥姥家去找他的小妹妹，小洪阿姨玩儿，再由她连拖带拽地把洪大舅请出来，，，
尽管我们如蝼蚁，似尘埃，总会不知不觉中留下一丝痕迹，供后人瞻仰。
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徐怀宾教授建议给文章加上标题，我不假思索：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钓石千年在，春风一水流】 一条老街，三个人物，涵盖了中国近代史。
七十年代在天津生活过的人，都对唐山大地震刻骨铭心，我的童年也充满了对地震棚户区恐怖的回忆。
说起我的童年，不得不先讲讲天津西开天主教堂。这座天津乃至华北地区最大的罗马式建筑，始建于1913年，座落在天津法租界。1912年，罗马教廷颁发诏书，宣布设立直隶海滨代牧区。1913年8月，教堂开工建设，天津法租界（成立于1861年）派巡捕进驻这一地区，据记载，建设用的每一块砖都由法国运来。此时法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事务，便于1916年草草完工，此后陆续开办西开小学，若瑟小学，圣功小学，若瑟会修女院法汉学校（今21中学）和天主教医院（今妇产科医院），形成大片教会建筑群。这些三四层楼高的宏伟建筑，解放后一直保留，延续使用，直到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大地震。
我的家就在教堂后的一条胡同内，宝祥里4号。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时候，我的家正被一分为二。带着红袖章的他老人家要求知识分子又红又专，而我的父亲，由大学短期借调到吴家窑中学任语文组大组长的小知识分子，专注于教学研究，不关心政治，正好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被下放到天津近郊的韩家墅中学教书，每到周末才能回来一次。那时，我不懂他的忧愤，只知道每到周末，爸爸会带回来一饭盒炖得香喷喷的羊杂碎，因为吴家窑中学旁边就是食品三厂，专门为回民屠宰牛羊，老师们可以和食品厂职工一样，享受内部的优惠。这一盒羊杂碎在凭票供应，过年排队才有几斤带鱼吃的时代，胜过一切的珍馐美味。
除了吃，还有玩儿和曲艺的熏染。出了胡同口没几步，就是西开教堂。文革期间，教会活动被迫停止，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击教堂，3座塔楼上的十字架被砸毁，从此，教堂大门紧闭，成为禁地。住在周围的孩子们可没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依旧从破落的围墙缝隙爬入教堂，新奇地观望那些花砖围墙，抚摸残缺的壁画，狠狠地踢几脚大管风琴，然后充满胜利喜悦地逃走。
天津是曲艺之乡，从楼上掉下一板儿砖，砸着的不是说相声的就是唱大鼓的，此言不虚。我家对门，宝祥里3号，住着天津相声名家谢天顺。胡同口住着的大娘，艺名【小彩舞】，她就是古曲界泰斗，京韵大鼓骆派艺术的创始人骆玉笙。
天津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单弦儿名家，自幼拜郭荣启为师，常年与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搭档，演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统相声。1987年，和马志明‘ 裂穴’，皆因曲艺团评级时，马志明比他高一级，心中不忿。近些年，加入德云社，力捧儿子谢金，并一直活跃在相声舞台。
1976年以前的谢天顺，虽年纪轻轻，也曾遭遇过人生的滑铁卢。那时他血气方刚，艺术精进，为人谦和。老话儿说，演员的肚儿是杂货铺，这段活儿允许你不说，但不允许你不会。于是，谢先生秉承祖训，兼收并蓄，什么都学，三更半夜也抱着收音机听广播。一不小心，他未经授权，擅自监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现在叫做业精于勤，那时候有个名词：偷听敌台，被好事的群众揭发，后果可想而知。赋闲的这段时日，他只能窝在家中，背诵贯口，唱几句岔曲儿消磨时间，再加上他父亲谢舒杨老先生每日琴不离手，街坊四邻的耳畔都是这悠扬的古曲之声。
至于住在胡同口的鼓曲大师骆玉笙，彼时走麦城，行为更显低调。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熟悉1985年骆先生为《四世同堂》录制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其实，她的著名唱段【剑阁闻铃】【丑末寅初】，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名满天下。骆先生的丈夫赵魁英那时候是天津市曲协主席。她和前夫的儿子骆嘉平，每天都要给骆玉笙问安，来时要说：“娘，我来了。”走的时候要说：“娘，我走了。”一如《红楼梦》中晨昏定省的规矩，与曲艺界森严的师承关系和尊卑有序一脉相承。一家人其乐融融。
忽然有一天，骆先生的儿媳妇，我父亲在吴家窑中学的同事，一位心思简单而又敬业的数学老师，好意邀请生活困难的学生们来婆婆家里做客。这些红卫兵小将们进门一看，沙发，电视，古玩玉器，满屋子‘封资修‘的东西，这还了得？于是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抄家批斗，要求她坦白交代的问题包括：解放前为什么给青帮大佬袁文会唱堂会？她一个吃开口饭的大鼓艺人，为生活所迫，无论谁请都要去唱，更何况这个民国时期的黑社会头目，天津教父。这么浅显的道理都被漠视，简直令人啼笑皆非。骆先生从此告别了舞台，深居简出，只能在月白夜风清或者晨曦初微明的时刻，到周围的小花园或者海河边偷偷吊吊嗓子，直到八十年代，她才重新回到舞台。我那时还小，是从来没有见过骆先生的。
胡同里还住着一家人姓李。老李与骆驼祥子属同门师兄弟儿，拉胶皮出身，解放后蹬三轮车运货为生。为人少言寡语，心地和善，三轮车擦得油光锃亮，每天早出晚归挣嚼瓜，不免忽略了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教育。他的太太是周围出了名儿的坐地泡，母老虎，不分是非曲直地护犊子。加上学校停课闹革命，五个儿子只得混迹江湖，慢慢闯出了名堂，和号“李家五虎”，隔三差五地进派出所，就像回姥姥家一样。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杀富济贫，兔子不吃窝边草。李家五虎在外抢军帽，拍婆儿，可从不祸害左邻右舍，偶尔吵架拌嘴的，不用动粗，老娘叉腰往那一站，对方肯定认怂。大虎对外人凶神恶煞，对我父亲却点头哈腰，永远开口必称‘老师‘，因为他的铁哥们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人在江湖，靠的就是一个’义‘字。
我们楼上还住着一家姓杜的机关干部，家境殷实，杜家二姐大我十岁，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一副不尽人意但尚属宁静安详的市井画面，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嘎然而止。
那天晚上，被发配到北郊区韩家墅中学教书的父亲没有回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生火做饭，洗澡讲书，忙完已近十点钟。那是一个极普通的闷热得密不透风的仲夏夜。
半夜三点钟，漆黑的天空闪过几道异样的蓝光，瞬间下起瓢泼大雨。睡梦中，忽然觉得老式沉重的大木床被人举起又抛下，如此反复四五次，紧接着，又像一叶扁舟在大海中遇到涌浪，前后左右不停地摇晃，摇得人头晕目眩。地震发生了！
妈妈迅速把我和弟弟压在身下，靠着胡同一侧外墙的砖头‘呼啦啦’地砸下来，砸在妈妈身上，我的头上，弟弟的肩上。
在剧烈摇晃喘息的空档，妈妈试图拉着我和睡梦中的弟弟钻到床底下避难。可潜意识里我已经有了逃避灾难的本能反映，跑！我挣脱了妈妈的手，向门口跑去。
门框已经被墙体挤压得严重变形，门是万难打开。 倒塌的外墙出现了不大的豁口，上面是摇摇欲坠的屋顶。我幼小孱弱的身躯，手脚并用地 爬出豁口，向着外面隆隆的大地的轰鸣声，向着哗啦啦狂乱的雷雨声，向着不明生死的黑暗中跑去。
大地不知疲倦地摇晃，窄小的胡同两边的墙砖还在不停砸下来，路面已经堆起两米多高的砖头，像一座小山，大雨倾泻，脚下湿滑。鲜血从头上流淌下来，盖住眼帘，我不知所措，不知往哪个方向逃命。
这时，从西开天主教堂的方向，射出一道白色的光亮。也许是地震光，也许是从天而降的火流星，也许是类似极光的发光云，也许是在天国的爷爷显灵，也许是救世主耶稣无所不在的普世悲悯的光芒，像漆黑的大海上搜寻生命的探照灯，照亮了我的生命之路。我确确实实看到了那一束光，追随着那一束光，赤着脚，流着血，艰难地爬过堆积如山的瓦砾。此刻，一双冰冷的小手抓住了我瑟瑟发抖的手，带领着我， 爬过弯弯延延的几条胡同，跑到了教堂前面旷阔的广场。
我惊魂未定，但依稀看清，拉着我的是楼上杜家二姐。她也就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挣脱父母擅自跑出来的。她看了看我头上汩汩流血的伤口，拉着我向不远处的最宽阔的交通干道，胜利路跑去。
天色微明，雨还在下，胜利路上已经挤满衣冠不整的避难的群众，余震还在继续，房屋还在成片地倒塌。远处急急驶来一辆小轿车，挂着市委的车牌。杜家二姐拉着我冲上前，拦住汽车。车里坐着一位中年人，看着我们，毫不犹豫地吩咐司机：“先去公安医院，再去市政府。”
公安医院的院内和走廊已经躺满奄奄一息的病患，大夫冲过来给我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包扎。杜家二姐确信我没有性命之忧后，带着我跌跌撞撞地返回教堂前的广场。
这时，广场内人山人海，人们焦急地来回穿梭，寻找着失散的亲朋好友。街坊们凑成一堆儿，盘点各家人数。妈妈带着弟弟找到了我们，杜家二姐见到了她的父母，谢家人安然无恙，李家八口人躲在床底下生还，唯独不见了抛妻弃子和我一样跑出来的大虎。午后，爸爸也骑着自行车来到广场，与我们劫后重逢。他说天刚蒙蒙亮就骑车往市里赶，平时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上午才到。
此时余震不断。很多人自发地有序地返回胡同内救人。大家用手扒，用肩扛，找到了瓦砾堆下面的大虎和其他几个试图逃命的街邻。他们身强力壮，第一时间破门跑出来，却都被倒下的墙砖无情地埋在了最底下。
爸爸看到我们家的整面外墙都向内倒塌，半拉床的砖头，楼 板摇摇欲坠，惊叹我们奇迹般地生还。
黄昏时候，救命的粮食来了，是一车一摞摞热气腾腾的新出炉的大饼。车上的人说，大人们先扛着，不能饿着老人和孩子。父母们抱起孩子，安静地排起看不到尽头的长队，领取两张救命的大饼。其他人默默地坐在地上，忍受着饥饿。没有人插队，没有争吵，没有质疑。在天灾面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但他们心甘情愿地把粮食让给孩子们。
之后，在政府的统一调配下，北京的腌菜，上海的药品服装，山西的土豆，大连和青岛的淡水及从其他各省市筹集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往天津，印象里我们没有挨过饿。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滞留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搭起塑料地震棚栖身。广东的亲友们，得知了天津此次受灾严重，又没有办法和我们取得联系，就派我的四叔梁伟雄急匆匆坐火车赶来寻找我们的下落，姥姥姥爷也派几个舅舅寻找我们全家的踪迹。最后，在教堂前，总算阖家团圆。
据数据统计，7.6级的唐山大地震，给距离唐山108公里的天津造成巨大损失，市中心6区64%的房屋遭到破坏，14%完全震毁，全市死亡25000人，重伤21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9亿元。戈登堂，望海楼教堂等历史遗迹被震毁。西开教堂两座前塔楼圆顶的底座被震损，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归还教产，底座动工修缮，1980年竣工，恢复宗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