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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唐山大地震
作者:梁军  发布日期:2018-03-02 10:41:02  浏览次数: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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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的一篇随笔,勾起许多朋友的回忆。

悉尼著名中医师Tina Qi,蒋大为耀华中学的校友:他100米跑的记录在耀华保持了许多年。

晏茹:他现在每年都回耀华。

发小海林:我有个老师就住在那个大杂院静园里。

Juliayu:天津在北方也算海派,这跟上海也是相似,容易接受新思想,不固化。

佳霖:让我回忆起小时,咱们在鞍山道小学读书,我就住在对过静园里。

Vivian: 我三舅住在静园附近,以前总去,姥姥家住在粮店后街,和李叔同的故居不远,也有很多故事。

发小铭:现在我天天走哈密道,几十年变化不大,不少日本馆子(附上照片)。

顺溜:你大舅过世前那段很感人,真的床边放着那本杂志还是创作?

Working mother: 1976年,在南开大学住过一年的地震棚,记得邻居洪大舅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爱看书,善读历史,极少说话,却很会讲故事。孩子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但谁也不敢主动去请他,那时我最小,总被大孩子们逼迫去请洪大舅出山,我只好佯装去洪姥姥家去找他的小妹妹,小洪阿姨玩儿,再由她连拖带拽地把洪大舅请出来,,,

尽管我们如蝼蚁,似尘埃,总会不知不觉中留下一丝痕迹,供后人瞻仰。

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徐怀宾教授建议给文章加上标题,我不假思索: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钓石千年在,春风一水流】 一条老街,三个人物,涵盖了中国近代史。

七十年代在天津生活过的人,都对唐山大地震刻骨铭心,我的童年也充满了对地震棚户区恐怖的回忆。

说起我的童年,不得不先讲讲天津西开天主教堂。这座天津乃至华北地区最大的罗马式建筑,始建于1913年,座落在天津法租界。1912年,罗马教廷颁发诏书,宣布设立直隶海滨代牧区。1913年8月,教堂开工建设,天津法租界(成立于1861年)派巡捕进驻这一地区,据记载,建设用的每一块砖都由法国运来。此时法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事务,便于1916年草草完工,此后陆续开办西开小学,若瑟小学,圣功小学,若瑟会修女院法汉学校(今21中学)和天主教医院(今妇产科医院),形成大片教会建筑群。这些三四层楼高的宏伟建筑,解放后一直保留,延续使用,直到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大地震。

我的家就在教堂后的一条胡同内,宝祥里4号。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时候,我的家正被一分为二。带着红袖章的他老人家要求知识分子又红又专,而我的父亲,由大学短期借调到吴家窑中学任语文组大组长的小知识分子,专注于教学研究,不关心政治,正好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被下放到天津近郊的韩家墅中学教书,每到周末才能回来一次。那时,我不懂他的忧愤,只知道每到周末,爸爸会带回来一饭盒炖得香喷喷的羊杂碎,因为吴家窑中学旁边就是食品三厂,专门为回民屠宰牛羊,老师们可以和食品厂职工一样,享受内部的优惠。这一盒羊杂碎在凭票供应,过年排队才有几斤带鱼吃的时代,胜过一切的珍馐美味。

除了吃,还有玩儿和曲艺的熏染。出了胡同口没几步,就是西开教堂。文革期间,教会活动被迫停止,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击教堂,3座塔楼上的十字架被砸毁,从此,教堂大门紧闭,成为禁地。住在周围的孩子们可没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依旧从破落的围墙缝隙爬入教堂,新奇地观望那些花砖围墙,抚摸残缺的壁画,狠狠地踢几脚大管风琴,然后充满胜利喜悦地逃走。

天津是曲艺之乡,从楼上掉下一板儿砖,砸着的不是说相声的就是唱大鼓的,此言不虚。我家对门,宝祥里3号,住着天津相声名家谢天顺。胡同口住着的大娘,艺名【小彩舞】,她就是古曲界泰斗,京韵大鼓骆派艺术的创始人骆玉笙。

天津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单弦儿名家,自幼拜郭荣启为师,常年与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搭档,演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统相声。1987年,和马志明‘ 裂穴’,皆因曲艺团评级时,马志明比他高一级,心中不忿。近些年,加入德云社,力捧儿子谢金,并一直活跃在相声舞台。

1976年以前的谢天顺,虽年纪轻轻,也曾遭遇过人生的滑铁卢。那时他血气方刚,艺术精进,为人谦和。老话儿说,演员的肚儿是杂货铺,这段活儿允许你不说,但不允许你不会。于是,谢先生秉承祖训,兼收并蓄,什么都学,三更半夜也抱着收音机听广播。一不小心,他未经授权,擅自监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现在叫做业精于勤,那时候有个名词:偷听敌台,被好事的群众揭发,后果可想而知。赋闲的这段时日,他只能窝在家中,背诵贯口,唱几句岔曲儿消磨时间,再加上他父亲谢舒杨老先生每日琴不离手,街坊四邻的耳畔都是这悠扬的古曲之声。

至于住在胡同口的鼓曲大师骆玉笙,彼时走麦城,行为更显低调。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熟悉1985年骆先生为《四世同堂》录制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其实,她的著名唱段【剑阁闻铃】【丑末寅初】,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名满天下。骆先生的丈夫赵魁英那时候是天津市曲协主席。她和前夫的儿子骆嘉平,每天都要给骆玉笙问安,来时要说:“娘,我来了。”走的时候要说:“娘,我走了。”一如《红楼梦》中晨昏定省的规矩,与曲艺界森严的师承关系和尊卑有序一脉相承。一家人其乐融融。

忽然有一天,骆先生的儿媳妇,我父亲在吴家窑中学的同事,一位心思简单而又敬业的数学老师,好意邀请生活困难的学生们来婆婆家里做客。这些红卫兵小将们进门一看,沙发,电视,古玩玉器,满屋子‘封资修‘的东西,这还了得?于是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抄家批斗,要求她坦白交代的问题包括:解放前为什么给青帮大佬袁文会唱堂会?她一个吃开口饭的大鼓艺人,为生活所迫,无论谁请都要去唱,更何况这个民国时期的黑社会头目,天津教父。这么浅显的道理都被漠视,简直令人啼笑皆非。骆先生从此告别了舞台,深居简出,只能在月白夜风清或者晨曦初微明的时刻,到周围的小花园或者海河边偷偷吊吊嗓子,直到八十年代,她才重新回到舞台。我那时还小,是从来没有见过骆先生的。

胡同里还住着一家人姓李。老李与骆驼祥子属同门师兄弟儿,拉胶皮出身,解放后蹬三轮车运货为生。为人少言寡语,心地和善,三轮车擦得油光锃亮,每天早出晚归挣嚼瓜,不免忽略了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教育。他的太太是周围出了名儿的坐地泡,母老虎,不分是非曲直地护犊子。加上学校停课闹革命,五个儿子只得混迹江湖,慢慢闯出了名堂,和号“李家五虎”,隔三差五地进派出所,就像回姥姥家一样。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杀富济贫,兔子不吃窝边草。李家五虎在外抢军帽,拍婆儿,可从不祸害左邻右舍,偶尔吵架拌嘴的,不用动粗,老娘叉腰往那一站,对方肯定认怂。大虎对外人凶神恶煞,对我父亲却点头哈腰,永远开口必称‘老师‘,因为他的铁哥们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人在江湖,靠的就是一个’义‘字。

我们楼上还住着一家姓杜的机关干部,家境殷实,杜家二姐大我十岁,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一副不尽人意但尚属宁静安详的市井画面,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嘎然而止。

那天晚上,被发配到北郊区韩家墅中学教书的父亲没有回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生火做饭,洗澡讲书,忙完已近十点钟。那是一个极普通的闷热得密不透风的仲夏夜。

半夜三点钟,漆黑的天空闪过几道异样的蓝光,瞬间下起瓢泼大雨。睡梦中,忽然觉得老式沉重的大木床被人举起又抛下,如此反复四五次,紧接着,又像一叶扁舟在大海中遇到涌浪,前后左右不停地摇晃,摇得人头晕目眩。地震发生了!

妈妈迅速把我和弟弟压在身下,靠着胡同一侧外墙的砖头‘呼啦啦’地砸下来,砸在妈妈身上,我的头上,弟弟的肩上。

在剧烈摇晃喘息的空档,妈妈试图拉着我和睡梦中的弟弟钻到床底下避难。可潜意识里我已经有了逃避灾难的本能反映,跑!我挣脱了妈妈的手,向门口跑去。

门框已经被墙体挤压得严重变形,门是万难打开。 倒塌的外墙出现了不大的豁口,上面是摇摇欲坠的屋顶。我幼小孱弱的身躯,手脚并用地 爬出豁口,向着外面隆隆的大地的轰鸣声,向着哗啦啦狂乱的雷雨声,向着不明生死的黑暗中跑去。

大地不知疲倦地摇晃,窄小的胡同两边的墙砖还在不停砸下来,路面已经堆起两米多高的砖头,像一座小山,大雨倾泻,脚下湿滑。鲜血从头上流淌下来,盖住眼帘,我不知所措,不知往哪个方向逃命。

这时,从西开天主教堂的方向,射出一道白色的光亮。也许是地震光,也许是从天而降的火流星,也许是类似极光的发光云,也许是在天国的爷爷显灵,也许是救世主耶稣无所不在的普世悲悯的光芒,像漆黑的大海上搜寻生命的探照灯,照亮了我的生命之路。我确确实实看到了那一束光,追随着那一束光,赤着脚,流着血,艰难地爬过堆积如山的瓦砾。此刻,一双冰冷的小手抓住了我瑟瑟发抖的手,带领着我, 爬过弯弯延延的几条胡同,跑到了教堂前面旷阔的广场。

我惊魂未定,但依稀看清,拉着我的是楼上杜家二姐。她也就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挣脱父母擅自跑出来的。她看了看我头上汩汩流血的伤口,拉着我向不远处的最宽阔的交通干道,胜利路跑去。

天色微明,雨还在下,胜利路上已经挤满衣冠不整的避难的群众,余震还在继续,房屋还在成片地倒塌。远处急急驶来一辆小轿车,挂着市委的车牌。杜家二姐拉着我冲上前,拦住汽车。车里坐着一位中年人,看着我们,毫不犹豫地吩咐司机:“先去公安医院,再去市政府。”

公安医院的院内和走廊已经躺满奄奄一息的病患,大夫冲过来给我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包扎。杜家二姐确信我没有性命之忧后,带着我跌跌撞撞地返回教堂前的广场。

这时,广场内人山人海,人们焦急地来回穿梭,寻找着失散的亲朋好友。街坊们凑成一堆儿,盘点各家人数。妈妈带着弟弟找到了我们,杜家二姐见到了她的父母,谢家人安然无恙,李家八口人躲在床底下生还,唯独不见了抛妻弃子和我一样跑出来的大虎。午后,爸爸也骑着自行车来到广场,与我们劫后重逢。他说天刚蒙蒙亮就骑车往市里赶,平时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上午才到。

此时余震不断。很多人自发地有序地返回胡同内救人。大家用手扒,用肩扛,找到了瓦砾堆下面的大虎和其他几个试图逃命的街邻。他们身强力壮,第一时间破门跑出来,却都被倒下的墙砖无情地埋在了最底下。

爸爸看到我们家的整面外墙都向内倒塌,半拉床的砖头,楼 板摇摇欲坠,惊叹我们奇迹般地生还。

黄昏时候,救命的粮食来了,是一车一摞摞热气腾腾的新出炉的大饼。车上的人说,大人们先扛着,不能饿着老人和孩子。父母们抱起孩子,安静地排起看不到尽头的长队,领取两张救命的大饼。其他人默默地坐在地上,忍受着饥饿。没有人插队,没有争吵,没有质疑。在天灾面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但他们心甘情愿地把粮食让给孩子们。

之后,在政府的统一调配下,北京的腌菜,上海的药品服装,山西的土豆,大连和青岛的淡水及从其他各省市筹集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往天津,印象里我们没有挨过饿。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滞留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搭起塑料地震棚栖身。广东的亲友们,得知了天津此次受灾严重,又没有办法和我们取得联系,就派我的四叔梁伟雄急匆匆坐火车赶来寻找我们的下落,姥姥姥爷也派几个舅舅寻找我们全家的踪迹。最后,在教堂前,总算阖家团圆。

据数据统计,7.6级的唐山大地震,给距离唐山108公里的天津造成巨大损失,市中心6区64%的房屋遭到破坏,14%完全震毁,全市死亡25000人,重伤21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9亿元。戈登堂,望海楼教堂等历史遗迹被震毁。西开教堂两座前塔楼圆顶的底座被震损,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归还教产,底座动工修缮,1980年竣工,恢复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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