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事情。

但是，关于死，我最近想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死应该死得漂亮些；

第二件事：骨灰盒不一定埋掉，可不可以放在自己的书房，或自己居住过的屋子里呢？倘使是住有院落的，放在自己的庭院就更好了。

这两个想法，都与一个叫木心的人有关。

在一篇写木心的文字里，作者写道：

2011年12月24日，伴着莫扎特与巴赫的钢琴曲，穿着黑色呢子大衣、戴着格子围巾的木心躺在鲜花中，与这个世界告别。

陈丹青说：“先生一辈子不落俗套，他要以‘木心的范儿’高贵地离开。”

木心一直没有下葬，他的骨灰盒安静地摆放在“晚晴小筑”的卧室里。

路过的每一个人，透过窗子，仿佛仍然可以看到那个穿着大衣、戴着礼帽，无比体面，无比尊贵的人。

这段文字，也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过世的比较突然。给他定做的新衣（寿衣）到第二天傍晚才送来。也就是说，父亲过世后两天，才穿上新衣。

安葬完父亲，我在老家又待了三天。老家空了，没有人了，母亲已先于父亲三年离开了我们这个家。

那天晚上，偌大的老家只有我一个人。我躺在父亲睡过的床上，辗转难眠。这时，忽听得有人急急促促地敲着院门。我披衣下床，打开门，看到的是我家邻居仇传龄。他结结巴巴地说，龙……龙虎他……出事了！

龙虎是我堂哥，住在我们家后面，隔着好几排人家呢。

老远就看见我堂哥家的门灯都亮了，门口挤着好些人，叽叽喳喳着。

推开一帮孩子，我直奔堂哥的正屋。堂哥五大三粗，虎背熊腰，是个壮汉！可此时却蔫蔫地斜躺在床上，两眼睁得很大，很凶。我叫了他一声“虎哥”，他的眼光更凶了！

我轻轻地坐下，一只手放在他的腿上，他的腿突然高高举起，重重地砸在墙壁上。当他再一次地开口讲话时，我才意识到门口的那些孩子和妇女为什么不敢进门了。原来，龙虎哥的身上附着我父亲的魂灵。

父亲的魂灵借着龙虎哥的嘴，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没有新衣服！我太不体面了！”

当父亲的魂灵借着龙虎哥的嘴一张口，我立马就跪下了：那正是父亲的声音啊！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姐姐和我大嫂就去寿衣店给我父亲置办了新衣——新衣不是布料做的，是纸做的，焚烧在父亲的坟前。

龙虎哥自此平安，可我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了。

世上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为着灵魂的事痛苦地思索着，他们都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们都不及我幸运——父亲用他的灵魂告诉我，鬼未必存在，但灵魂一定有。

木心要的是高贵，而我父亲要的则是体面。

关于死，我连高贵、体面都不想。我只想简单。什么叫简单？一切仪式都免。

原先认为，死了，烧了，撒了，一了百了。但看到木心那样，觉得也好。人死了，未必就一定要离开家。谁说“入土为安”？留在自己家中岂不更安？

死亡是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事情。

因为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有人离开这个世界。

看过一组数据。全球每年死亡总数5820万人。平均每秒1.85人，每分钟111人，每小时6640人，每天15900人。

中国是人口大国，每年死亡人数大约890万人。其中，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人。

有一组统计，但不完整：

1. 自杀死亡者28.7万；

2. 约20万人死于药物；

3. 医疗事故死亡约20万人；

4. 死于尘肺病的约5000人；

5. 13万人死于肺结核；

6. 传染病死亡13185人；

7. 交通道路事故死亡10万人；、

8. 装修污染致死11.1万人；

9. 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人；

10.  触电死亡约8000人；

11.  火灾致死约2300人；

12.  执行死刑近万宗；

13.  各类刑事案件死亡约7万人；

14.  有1.6万名中小学生、7000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5.  农药中毒死亡达万人；

16.  酒精中毒死亡9830人；

17.  过劳死达60万人；

18.  大气污染死亡38.5万人；

19.  食物中毒死亡数万人。

斯大林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就是个数字。

中国每年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个海南省，也超过青海、宁夏和西藏的人口。

死了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不悲伤？因为我们不认识。

我们悲伤的只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和熟人。当然，我们有时也会悲伤一些名人，比如毛泽东、比如刘少奇、比如鲁迅、比如老舍。

木心之死，并不让我觉得悲伤，因为他死得很高贵。我为什么要悲伤老舍呢？因为老舍的骨灰盒里无骨灰。

在说老舍无骨灰前，得先说说老舍的父亲。

老舍死得惨，他父亲也死得惨。胡絜清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这个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那个粮店等死。二哥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小小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那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这段悲惨的家史是天然的小说素材，在老舍的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记忆里，勾起他的无限辛酸和义愤。

历史不能重演，然而，历史又往往那么酷似。老舍的父亲牺牲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老舍本人竟惨死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毒箭之下；老舍的父亲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间小粮店里，老舍本人也同样孤单而受尽苦痛地死在一个小湖的岸边；老舍的父亲的墓冢中没有遗骨，只有一双布袜子，老舍本人的骨灰盒中也同样没有骨灰，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正红旗下》代序）

胡絜青的这段文字，是我从梁实秋《关于老舍》的一篇小文里读到的。

梁实秋就此写道：

老舍父子都是惨死，一死于八国联军，一死于“四人帮”的爪牙。前者以旗兵身份战死于敌军炮火之下，犹可说也，老舍一介文人，竟也死于邪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毒箭之下，真是惨事。我们的了解是，他不是溺死在一个小湖的水里，他是陈尸在一个小湖的岸边。他的尸首很快火化了，但是他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像老舍这样的一个人，一向是平正通达、与世无争的，他的思想倾向一向是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的写作一向是属于写实主义，而且是深表同情于贫苦的大众。何况他也因恪于形势而写出不少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从任何方面讲，他也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然而，不应该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雅舍忆旧》，梁实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172-173页）

木心也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而且受过迫害，但木心死时却是有尊严的。至少，他可以决定自己的骨灰是去还是留。

老舍就没有这样的尊严，尽管他比他父亲幸运，活到了新社会。然而，新社会并不意味着人就能死得有尊严。

实际上，我对于老舍父子惨死的唏嘘不已，不只是因为这一个“惨”字，而是透过老舍父子之死，让我明白了：不是所有的人死了之后都有骨灰的。

骨灰，是逝者留给后人的最后一件礼物，是一份纪念品。但残忍的上帝却让一些人死了连骨灰也不能留下。一双袜子，一副眼镜和一支笔，作为念想尚可，但何必装进骨灰盒中？就更不必将此物葬于坟墓中了。

老舍父子终究还留下一点东西，有许多普通人死了连尸首都无人认领，仅广州一个城市，每年就有2000具无主尸体。全国有多少呢？全世界又有多少呢？老舍若不是名人，他父亲的惨死又怎能被我们知晓呢？不消说，世界上一定有许多人，他们死得比老舍父亲还要惨。

想到此，觉得人能平安地死去，便是高贵，便是尊严，便是体面了。

至于骨灰是撒掉，还是埋掉，抑或像木心那样留着，就纯属个人情怀的事了。

老舍是很爱他的家的，若是他也能有尊严地活到最后，他也有可能会像木心那样把他的骨灰留在自己的家中，陪伴着他的亲人。

实际上，木心能做到的，许多人未必做得到。因为做到做不到都与逝者无关。能做到的是你的后人，但你的后人会照你说的那么做吗？说不定他还会视你的骨灰为不祥之物呢？

关于死亡，几乎是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事。后人如何处理自己的后事，包括那一捧骨灰，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喜欢自由，还是撒了吧！

人们喜欢谈人生，谈人生观，很少有人谈人死，谈人死观。我早已不谈人生，不谈人生观了，我现在谈论最多的是人死，是人死观。

人生观好理解，人死观是个什么观呢？

我有一朋友，他母亲过世了，我前去吊唁。

他已从悲伤中走出，我去的时候，已是他母亲过世的第三天了。

一同前去吊唁的有四个朋友，其中一人低声对他说：“你怎么不悲伤呢？你怎么不哭呢？”

我的这个朋友说：“母亲过世，哪有不悲伤，不痛哭的呢？悲伤和痛哭之后，也要看得开才对。因为，死亡是人类的最后一次贡献，如果人只有生没有死，那地球岂不人满为患了？我们这些后来者还活得下去吗？活着的人都应该感激那些死亡的人，感激他们腾出地方给后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活人应该感激死人。你们说，不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们应该感谢死亡者。可说实话，面对那些陌生的死亡者，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谁有过感激的念想，哪怕一瞬间？

实话实说，我们没有。

我们对一切与我们无关的人，不要说死亡者，就是活人，也从未有过感激的念想。

所以，死亡是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事情。

我的人死观，简单地说吧，就是人要死得有尊严，人应该体面地死去。

而对于活着的人，当你们遇见死亡者时，请你们不要无动于衷，表情冰冷，而应该对死亡者心怀感激！并由衷敬意！

不需要理由，只为我们是同类；不需要理由，只为我们都有这一天。

写到这里，真想问一问木心：“先生，你现在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