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离“故土”一晃已四十年（1970－2010）
母亲把我们送回北京后又返回了永济。一呆就是5年。对母亲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而对于我，永济的生活经历造就了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曾绰绰有余地跨越了横在眼前的一个个“沟坎”；懂得如何咀嚼幸福、快乐，品尝多味人生。而永济的风土人情、它的自然之美一直在我的心中撞击。因此我提笔写这段故事并于1998年9月8 日在北京完成了这篇散文。当时我的姥爷、姥姥均已故去。遗憾的是他们没能读我的永济散文。母亲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妹妹手术后健康地生活、工作着。大表妹定居在澳大利亚。我仍然“不安分”。女儿十三岁，恰是我当年去永济的年龄。
我曾多次努力投稿。但当时国内没有一家杂志社愿意刊登这么长的散文（现在恐怕也如此）。而我又不愿意委屈我的故事而与时势政治(二十一世纪前后)相拉扯。最后我想到了永济并把它寄给了永济。永济的潘市长（现在山西运城）读了我的散文。大为感动。他寄给我一本“永济县志”。读着这本书，永济悠久的历史、厚实的文化和美丽的传说；永济而今葱郁的黄河防护林、万亩泡桐和“蒌蒿满地芦芽短”（永济生产芦笋）的丰饶像是脚下不断延伸的一座浮桥，边读边续着搭在对岸。对岸是我十三岁记忆里的永济。因此我有了要回永济看看的念头。母亲也赞成。再加上潘市长邀请我做为他的嘉宾参加2000年9月在永济举办的一个城市建设会议。我应邀去开会、参观了三十年后的铁道部永济电机厂----母亲曾经工作的地方、我曾经“拿”刨花、木料头儿的工地。也拜访了我的房东。
我从永济市里乘出租车到了庄子村。第一个想看的就是那口大井。遗憾的是井已经被填----因为多年前就干枯了。现在家家用上了自来水。老槐树还在，老得行将朽木。街显得窄了，房子似乎也小了。当时是中午，街上几乎没人。我一眼认出了房东的院门，门框上已经没有了“庄子大队一小队京4、5号”的痕迹。门仍然虚掩着。推门进去，院里没人。径直走进屋里，有人在午睡。我想那是房东的大儿子。就把他推醒了。果不其然，就是他。当他看到我并认出我是那个闲不住的北京妹子时，那惊讶难以言状。他告诉我他父亲我们的房东老王已经去世。大婶还健在，也老了。当她辨认出我是谁时，把我领到屋里给我一块她认为最好的糕。我咬了一口。房东的大儿子在永济检察院工作，是政府官员呢。我称他大哥。他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家里来了贵客。大嫂和他们的儿子从单位赶回来见我。我们一起做饭、叙家常，我转告了母亲的问候。当我们围坐着一起吃完饭时，谁能想象已经时隔三十年。见到房东一家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也没有忘记去爬五老峰、走在麦田埂上并寻觅那些杏树、野花，蚂蚱、青蛙----我要感受曾经的一切。
1991年在永济蒲州城西黄河东岸四尊唐开元铁牛的完整出土，全世界为之震动。这次回永济一睹它们的雄风。八尊铁牛于唐开元十二年为固锁黄河上的蒲津浮桥、维系两岸交通而铸。浮桥毁于战火，只剩下两岸的铁牛，称之为“镇河铁牛”。黄河变迁，铁牛逐渐被泥沙埋没。1989年开始在蒲津渡遗址发掘（照片为挖掘中和出土后的铁牛）。出土的四尊铁牛即刻面临其保护问题。所以对岸的另四尊至今还埋在河床里。每尊铁牛下铸有底盘和铁柱（一尊铁牛加底盘和铁柱约重七十吨）。其旁还各有一铁铸高鼻深目胡人（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的通称）作牵引状。摸摸那茁实的铁疙瘩，再推推那硕大的底盘和铁柱子----无论是牵来“固桥”还是留做“镇河”都责无旁贷。
更巧的是时值鹳雀楼在原址复建。因此当天（下午）离开铁牛后，我随着会议代表和潘市长再次沿着永济蒲州城西的那段黄河驱车前往鹳雀楼。老远就看见了施工中的鹳雀楼。其庞大让我觉得旷野里新栽的一棵棵树苗像立着的一根根火柴棍。在施工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带上安全帽、乘着笼罐车被吊上了没完工的鹳雀楼去领略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遗憾的是没有见到鹳雀的影子。
至于我的散文，我最终极不情愿地裁剪了它（但固执地没有和时势政治挂钩），在山西省广播电台的魏编辑（我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下将它发表在“山西杂志”上。也算归了正宗。而我的长约一万五千字的散文原稿就此搁了下来，而且一搁搁了十二年（1998－2010）。
十二年里的变化使我应接不暇。多亏了变化，尤其是网络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让我为这搁浅十二年的长篇散文出了一口长气。今天您所读到的就是我“掐头去尾”的永济原稿。它能展示在读者面前已经令我无限感激。
1998年9月8 日完稿，北京
1999年7月15日修改，北京
2010年7月12日再修改，Halifax, Nova Scotia, 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