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很多人读过甚至背诵过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还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说出鹳雀楼的方位。它曾经座落在山西省永济县（现称永济市）蒲州西的黄河东岸。因其宏伟高大，登上楼层有腾云驾雾之感，故名“云栖楼”。长着细长腿的鹳雀以河鱼为生并常成群栖息于楼上，楼故又称为“鹳雀楼”。该楼始建于北周（公元557--580），废毁于元初。王之涣（山西太原人）的诗为楼作，楼因诗名。而鹳雀楼的老家永济----中条山脉环抱的一方沃土、黄河古道渊源流长的一个分支----则似乎不鸣。事实是，永济不光因五老峰、鹳雀楼（2002年10月复建落成）；因蒲津浮桥、唐开元铁牛（1991年四尊完整出土）；因黄杏、蒲柿和桑落酒等令古人今人沉醉，还因为四十年前的一段历史插曲让我非重提它不可、非写它不快。
那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11月底，全国处在“备战”的恐慌之中，我随母亲疏散下放到山西省永济县境内的铁道部“五七”干校----永济电机厂。当时一同前往的还有我的妹妹，姥爷、姥姥和两个表妹。我的二姨父跟随着从北京把我们送到永济。那年我母亲四十三岁，我十三岁，妹妹六岁，姥爷、姥姥已七十多岁。大表妹十一岁，小的四岁。真可谓老的老、小的小与母亲一起组成一支老、幼、妇“下放大军”。这似乎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或者根本就没有选择。
北京站里这样的“大军”比比皆是，大包小包拉家带口，背井离乡脚步匆匆，齐向站台上那辆长长的军用列车奔去。当列车开始启动，我看见大舅（我姥姥的大儿子）使劲控制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这也是他第一次送老人上路。而且是这样无奈的路。初冬的北京那天显得格外寒冷。军用列车，确切地说是战时用来运送伤员的军用卫生车，没有通常所见的座位，全是由木板隔开的一个个通铺，十分简陋。车里没有暖气，一家人裹着毛毯御寒。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不知颠簸了多久，经过漫长黑夜迎来了离开北京的第一个黎明。窗外薄雪覆盖的五老峰雕塑般呈现在远方；整齐的、冬日的麦田从眼前旋过。这就是山西，这就是晋南----瞬间留给我终生的记忆----俊秀刚劲，丰饶无华！
那天小小的永济车站挤满了人，使本已由店主的吆喝声、面食摊的蒸蒸热气弄得充满生机的小县城更加热闹。朴实的农民早已驾着自家的小平车（俗称拉拉车）排着长列候着北京的客人。人尽管多却秩序井然。一辆辆小平车拉着行李载着人徐徐出站向山边的“新家”走去。这时天气一改离京时的寒冷，阳光将人照得暖洋洋的。这些小平车从此将永济与北京再一次历史性地连在了一起（永济县志记载1404年曾有蒲州人迁往北京大兴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