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具有自身独立自足的表现形态、美学原则和话语体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造就了以鲁迅《野草》为代表的不少优秀的艺术精品，涌现了一大批成果斐然的散文诗作家。进入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作者群还是读者群，都有迅猛递增的迹象和良好势头，前景相当广阔。

谈论当代散文诗创作，蔡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角色。可以断言，他是当代中国富有探索精神和卓然自成风貌的散文诗大家。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即大学时代起，他就在《文汇报》上发表散文诗处女作，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在大胆探索和开拓实践中，他一路风雨兼程一路耕耘播种，“在随时光顺流而下的同时逆水而上，用自己的眼光去抚摸，去搜索，去筛洗，去思量，去放射，对自然、社会与人生发出自己的回音。”先后推出的散文诗集达24部。就著作出版数量而言，蔡旭称得上当代散文诗界第一人。确切地说，蔡旭是一个散文诗的虔诚者。换言之，他是把散文诗当成生命中的宗教。更为重要的是，蔡旭散文诗历经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逐渐使他明确了个人的文体选择，不仅只是作为心灵追求和精神皈依，而且有着清醒而自觉的文体意识和话语方式，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个性风格。2007年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大会上，他被评为“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可谓实至名归。

无庸讳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真正注重文体和文辞的诗人作家屈指可数。应该说，多数诗人作家文体意识的觉醒还远远不够，甚至没有文体意识，即只会挪用一般人也会用的语言写作。由是纵观当代散文诗界，尽管创作景象热闹非凡，日益繁荣，但真正具有精神的内在性、语言的独特性，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富有文体意识和话语方式的自觉性的散文诗作家，实属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蔡旭是独树一帜的，当可视为当代散文诗坛的一个特殊个案。因为文体体现着作家的精神结构，而作家的精神生活与语言表达之间有着一种基本的对应性。综观蔡旭散文诗创作，看得出他有着相当明确的文体意识，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通往艺术大道的路向。“把可感可叹可歌可泣可赞可弹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那些情，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笔，划出一条自己的路”（蔡旭语）。于是，他写城市状态写梦里故乡，写街头雕像写椰风轻唱，写师友剪影写简单生活……一个作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他认定的散文诗中获得了充分、灵活而朴素的自由释放。蔡旭散文诗主体的个性，乃是他对生活对事物的独特的精神选择，且日渐彰显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情感系统和语体特征。

散文诗之于蔡旭来说，绝非雍容与悠闲的产物，也非是无关痛痒的聊赖之语，那是一个诗者兼智者“顺流而下”畅流的心语，又是“熟悉的风景”与“生活的炊烟”的精神证词。从他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譬如早期的《天意》《海瑞墓在辨认》《椰颂》《我愿倾诉，我愿倾听》，尤其是新世纪之后书写的《这片被囚禁的土地》《大雨冲刷的大街》《博鳌的微笑》《搂着空气跳舞的人》《镜头下的西沙》《走在家乡的海滩上》《染发》《小院》《联合国广场有一个中国鼎》《我读龙门石窟》《花山之谜》《雨，总算下过了》等篇章中，我们发现，蔡旭面对生活与物事的场域，总能找到一种新奇而独特的感觉，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物事中提取自己散文诗创作的最大公约数，把平常的形象诗意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注重于如何发现，力图从自己的生活本色中抽取生活的本色元素，找到自己创作的契合点，形成自己散文诗创作的气场。或许，散文诗的文体属性比较适合蔡旭追求自由和心灵真实的精神指向。于是，他有自己的审视方式和创作原则，他的精神始终都“在路上”，不断地搜寻着事物与历史的真相，并且总是从生活的现场出发，去挖掘人们忽略或遗失的东西，以心灵检视历史与现实，从而融入自己的思想，让平常的场景发出淡淡的光芒，呈露出心底的微澜。

对于散文诗的文体归属，批评界一直争论不休。无论是把它当成诗的一个分支，还是独立的一种文体，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散文诗的文体地位。对此，蔡旭有自己精辟而独到的诗学观——“散文为体诗为魂”。仅用七个字，就高度地概括出散文诗的本质特征，堪称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天机。而作为一种言说方式，散文诗往往是诗人内心的表达，包含诗人的人生价值观与人格取向。蔡旭深谙其中三昧。其散文诗从介入生活出发，在生活场景中找到适合自己散文诗创作的活性因子，不断探索，不断感悟，不断强化，从而打磨出闪烁诗性智慧的光泽，并在瞬间不断闪射出来，构成了自己散文诗创作的特有磁场，既感动自己又吸人眼球。其创作实践无疑为散文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充实了散文诗文体的内涵，不管是语言、结构、叙事方式，还是审美空间的开拓。值得称道的是，蔡旭散文诗中始终立着一个大写的“人”字，其呈现的文字符号背后潜藏的审美价值和人文情怀，给予我们的启示意义是难以言喻的。

2014年盛夏急就于国立华侨大学

本文系《蔡旭散文诗五十年选》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