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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应河南的诗人朋友之邀，到邓州去南水北调中段的起始点邓州采风。朋友在邀请我时特意加了一句：“我们这水可是供应你们北京的，以后你们吃的水就是我们邓州的水了。”这句话有幽默的成分，但也有要挟的意思。我无可争辩，必须去。吃人家的嘴短啊！

       好兄弟霍俊明也一路去，顿时就觉得一路会很好玩儿了。好风景是身边的人。

       到了邓州，当然地，是除参观南水北调工程外，还是要各处看看。其实，我答应来邓州时，心里就想着一处要仔细看的地方：“花洲书院”。这是范仲淹被贬邓州时的办公室、家居、书房一体的院落。重要的是范仲淹在这座书院完成了《岳阳楼记》。

     到了“花洲书院”，我站在高出四下地望，不是看风水，是看看周边环境还有多少与这座书院相匹配的设施。霍俊明拿着手机在到处照相，发微信。霍俊 明有博士后的学历，是当下较为出色的青年理论家，也是一位诗人。大家伙都把他看作是理论家，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诗人。只有诗人，长多大岁数都是孩子。那些心思缜密、复杂，说话左躲右闪、含而不露的才是理论家。

       我是一直为范仲淹鸣不平的。凭什么“唐宋八大家”里没有范氏？

       “唐宋八大家”是明朝人朱后小同学所为，若朱后小同学是一时兴起编着玩的，怎么后世就认可了呢？我曾为此查找过许多资料，想了解个究竟，无果。当然无果！一千多年了，被盖棺论定了，谁还愿意去过多质疑，亦或再选出个新“唐宋八大家”？如果真有这样的傻帽儿再选个“唐宋八大家”出来，也肯定遭一顿臭骂。可现在的这八大家，确实说服力是不够的。这八个人当然都是当时的大文学家，可未必是当时的顶尖的大文学家。现在这八人中，唐二宋六，泱泱盛唐就这两个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确实是当时的顶尖文学家，只是仅此二人来代表唐代，似乎力量有些单薄；至于宋代选出这六位，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三苏中，除苏东坡外，那二苏顶多就是个二流作家，还有曾巩，不知当下有几位书生学者知道他写过什么大作？有几人读书人读过曾先生的文章？我实话实说，我读过曾先生的《唐论》，真的没读出什么好来。

       于是，为范仲淹鸣不平。

       也有人为周敦颐鸣不平的，说周敦颐也该进“八大家”。我觉得周敦颐还是差点意思，最多算个准二流的作家。

       想表扬一下范仲淹。

       范仲淹本是富家子弟，因幼年（两岁）丧父，随母改嫁，曾随继父姓朱，名说。也就是他两岁后名叫朱说。直到他十七岁苦读及第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才把老母亲接到身边，并恢复了范姓。范仲淹一名便是此时开始的。

       范仲淹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当然了，那时的书生接受的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政治是无常的，有一句话“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大概就是说的政治角斗场。

     公元1043年，范仲淹第三次奉诏回京，不久便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因主张实施“庆历新政”，触及了另一政治集团的利益，又一次改革失败。随后，范仲淹被贬至邓州任知州。 

　　范仲淹幼年吃过苦，知道百姓的苦日子是什么滋味，所以他到邓州任知州后，勤于民事，常实施忧国忧民之举。他经常深入民间，出入在老百姓的田间地头，有时还亲自耕种，深得百姓欢迎。他重安抚、轻惩罚、废苛杂，在他的《答提行张太传尝新耘》一诗中，他曾这样写：“长使下情达，穷民溪不伸。”“但愿天下东，一若樽前身，长戴尧舜主，尽做羲黄民，耕田与掘井，熙熙千万春。”此时的范仲淹，把一腔的热血和政治抱负都放在邓州的土地上，文章著述都完成于“花洲书院”了。他依然以邓州一地的生产、生活实践来忧国为忧民，足见他的政治野心或叫胸怀还在。

　　范仲淹在上任的第二年，便主持修建了位于邓州东南隅的“百花洲”以及“春风堂”和“蓝秀亭”等学堂，估计他是想：改革新政要从娃娃抓起。后来他又创办了“花洲书院”，成为当时邓州的最高学府。他还常到书院给众学子讲学。范仲淹的儿子、后官至观文殿大学士的范纯仁，以及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曾任邓州知州的翰维都是从这所书院走出来的学生。 

　　就是在范仲淹致力于把“花洲书院”办成“杏坛”的同时，他的好朋友滕子京派人送来一封信，请他为一座叫岳阳楼的建筑写个重修记。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的地方官员后，也是觉得在官场上，自己的热脸贴了政治的冷屁股。于是，就暂时放下抱负，安心地把领地好好整整。所以要把岳阳地区治理成一个经济繁荣、安居乐业的地方。当然了，要想有政绩，首先高市政建设，做些面子工程。（估计那时不会有借工程贪腐的。）于是，他便决定整修江南名楼——岳阳楼。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有个名人为此作记才好，就像现在找名人给自己的作品写序写誉美文章那样。让谁来为此作记呢？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文才出众、也正遭贬的范仲淹。于是滕子京先画了一幅岳阳楼及地理位置的草图并附书信一封，派人送至千里之外的邓州。 

　　面对老朋友的千里求文，范仲淹当时一定是甚为感动的。当晚，范仲淹乘着酒兴，在花洲书院秉烛执笔，参照岳阳楼的草图，仔细构思起来。那时正值农历九月中旬，秋高气爽，菊香飘溢，拿起笔来他顿时思绪万千。写岳阳楼？还是写自己吧！他想到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自己及滕子京的被贬，当然，他也在想嚼着黄莲却说不出苦的百姓。他的政治觉悟顿时随着酒精升高，他的理想抱负又高涨起来，国富民安的理念在心里嘎嘎作响。于是，饱蘸浓墨，奋笔疾书，这样，《岳阳楼记》就成篇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评判一个领导的尺子，当然也成了挂在一些政治家口头的名言。

　　就凭一篇《岳阳楼记》，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振聋发聩的话，“唐宋八大家”不该有范仲淹一席嘛！

       离开“花洲书院”时，在书院门外的半山坡上看到几棵树，树的顶端开着一团一团的白花。我问身边的朋友，这是什么花？朋友说：六月雪。听到这个名字，我是似乎真的吸满了一口凉气。

     霍俊明继续欢快地拍照片，发微信。

     那一树的白，让我想起少年时家乡的雪。那时的雪主要是我们这些小朋友的玩具，玩儿的时候，不知寒冷更不懂得苦。到现在看到白色，就会想起故乡。少年时的六月看不到雪，成人后，才常常看到六月雪。

  2

       五年前，小兄弟慕白要我给他开个读书的目录单子。想读书的人，是个有理想的人，有野心的人。这个野心是想用文化证明自己的野心，是在诗歌创作上追求贡献的野心。说句闲话，现在从一些青年诗人的作品中，我很少看到野心。那些在自己的情绪里打转转，格局小也谈不上什么意境，文本上虽然没有大问题，但就是看不大明白写这种诗的目的。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敢打敢拼追求异样、陡峭，有些是在追求创作上的突破，有些就是哗众取宠。我对那些在文本上寻求突破，力争为当下汉语新诗做出点贡献的诗人，投以敬仰的目光，他们是真正有野心的诗人（恕不列举姓名）。而对那些想作妖耍横的人，呲之以鼻，这些人是想获得关注度，想“不能流芳百世，定让他遗臭往年”。为了获得俗世的功名利禄不是文化野心，是邪念贪欲。此类人我也不列举了，古今中外皆有。

     古人对读书人的年龄是有要求的，最好是童子功。五岁、六岁就去私塾馆读书、写字。并谆谆地教导：“少年读书如日，中年读书如月，老年读书如烛”。按这个年龄划分，我已如烛，慕白也是如月了。不过，好在我能坚持天天读，闲时就读，努力让烛火不灭。

     我给慕白开了一批书目名单，有诗歌作品的，有美学的。更多的是表面上和诗歌关系不大的书。如《酉阳杂俎》、《浮生六记》、《被背叛的遗嘱》及张岱的文集等。我想：慕白当时看到这个书单一定会很疑惑：“让我看小说干嘛？”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书读的咋样了？他说：诗歌作品都读了，美学类的书有些现在还看不懂，张岱的文集看了，写得好。不过，你让我看《酉阳杂俎》、《浮生六记》干嘛？我非常严肃地说：他们写得是人间的事，是我们无法再体验的事，读这些书，我是让那时的人替你生活。尤其是《酉阳杂俎》，一定要好好读，对锤炼文字、增强想象力有大益处。他“嗯”了一声。我再也没问他接着读了没有，也没交流过体会。不过，后来看到他写的一批诗歌，我知道他读完了，而且消化得不错。

     一个诗人，读过多少书，或消化了多少知识，（包括创作手段，）一首诗就能看出来。

     一首诗，要有丰富的文化信息量，要用词用字凝练准确，结构张弛有度，叙述有节，表达有效。这些都不能生而知之。重要的是想象力，这个诗歌生命的根。突发奇想，人人能之，但想象用得合情合理并能准确地生成诗意，不会人人能之，要靠自身的文化底蕴。无中生有容易，有中生无难。

     我不是要在这里表扬慕白，仅是拿他做例子。

     我想说的是：一个青年诗人的成长，直接经验固然重要，而没有拿来的阅读的间接经验，是很难写出优秀之作的。当然，阅读经验的形成，是要靠读书人的悟性。

       前一段时间读陈传席先生的《悔晚哉臆语》，其中有一节如此这般地说：“感觉、觉悟，佛家之语也。实由感而觉，由觉而悟。……凡书画诗文之成大功者，必经此三境界。夫感者，师其物也；觉者，师其心也；悟者，师其性也。”

       读书，重在悟，有悟方能成大功。不赘了！

  3   

     应邀到扬州听刘扬先生弹古琴，我欣然允诺。

     飞机晚点，到达扬州时，天已黑透。到宾馆放下行李就往刘扬先生的琴馆走。刘扬先生琴馆在扬州东关的一条老街上。

     天上飘着霏霏细雨，是那种“吹面不寒杨柳风”的雨。

     几年前，我来扬州也遇到过一场雨，那是具有冲刷、清洗力量的大雨。那一次，我是奔着瓜洲渡去的，奔着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去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是一个诗人一生的追问。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一座城市能像扬州这样承载那么多的民族文化信息量。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这里挖下第一锹土，也就是邗沟渠。李白为扬州做的广告现在已经是三尺小童便可背诵：“烟花三月下扬州”。汉唐宋元明清的文人墨客来过扬州、写过扬州的不计其数。仅冯梦龙的《三言两拍》，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写的是扬州的故事或与扬州有关的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应该是妇孺皆知了。那一次，我在扬州待的时间比较长，后来还写了一首《扬州遇雨》的诗。

       这一次，只是来听琴，听刘扬先生弹琴。

       刘扬先生身材壮实，面容和善，一双宽厚柔和有力的手。刘扬先生是广陵派第十代传人刘少椿的孙子，也就是第十二代传人。广陵派是我国古琴体系里的重要派系。

  古琴，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型并为士大夫所拥有的乐器。孔夫子在杏坛授课，所用乐器就是古琴，只不过那时的古琴还是五根弦的。按“宫商角徵羽”设定。孔夫子为了让弟子们更好地理解《诗经》，把三百零五首诗，都谱成了古琴曲，遗憾的是现在失传了。汉代以后，古琴才发展到七根弦。古琴的发展史这里就不多啰嗦了。说说流派。所谓流派，是指学术、技艺方面的派别。历史上古琴的流派很多，且门派之间规矩甚严。像金庸在小说《天龙八部》里写得那样：虚竹死都不肯学天山派的武功，因为他是少林弟子。现在古琴界已经没这么多规矩了。一个学琴的人，可以学几家门派的琴艺。

明末清初至现代，江南江北相继有了 “广陵”、“虞山”、“浦城”、“蜀山”、“九嶷”、“诸城”、“梅庵”、“岭南”等著名琴派。不同琴派的存在对古琴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各个琴派的差异性，才造就了古琴的丰富多彩。试想，如果所有人把古琴都弹成一个曲调，那是件多么无趣的事情啊。

刘扬先生是广陵派的正宗传人，听懂了刘扬先生的琴，也就对广陵派有了大概的认知。

刘扬先生端坐琴案，屏气凝神，右手在月山下，左手在九辉间，突然睁开眼睛，手动音出。重而不破，轻而不虚，劲健浑雄，沉着旷达。一曲《忆故人》弹罢，我许久没能从遥远的地方回过神来。我突然想起苏东坡的疑问：“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是啊，这琴声是从哪儿出来的呢？心底，被感染者的心底！

听琴和读诗看画一样，能被曲中诗中画中的情绪所感染所调动，就是好曲好诗好画。

刘扬先生不善谈吐，话语无多却很坚实，很像一把古琴。

午夜，我离开刘扬先生的琴房，回到宾馆。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心底依然回荡着那曲《忆故人》。既然睡不着，索性爬起来，在纸上写下一首诗《听刘扬先生弹古琴》

     声音是从深水区升上来的

            从丛林密处漏出来的

            从高山顶端飘落的

             

            这声音是剔刀

            剔除你的年龄

            你的肉欲

            你心底的凡尘杂念

             

            这声音，或急或缓

            或耳语或铿锵

            为我打开了一条路

            一条通往远古的路

             

            我顺着这琴声向后转

            去寻找伏羲，寻找孔仲尼

            找建安七子、竹林七贤

            找唐诗宋词、扬州八怪

            所有我热爱的先贤

            都在路边等我

             

            这琴音里

            有读书声，有风月有花影

            有茶有酒

            有剑拔弩张

             

            这琴音

            给了我进入梦境的能力

            也给了我接受拷问的机会

            坐在琴音里

            我被击打，被灌顶，被穿透

            这声音不是刘扬先生的手指拨响的

            也不是那七根弦发出的

            是子曰诗云忠孝廉耻的脚步

            它不仅仅是音乐

            是一个民族文明史的记录

             

            我盯着琴弦仔细看

            仿佛看到刻满民族史的七根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