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南京梅山工程所在地,当然是因为公社建筑站在那里的一期工程的某一段落可以结算了.站里等着钱,工匠们也等着工钱.所以走之前，建筑站的黄麻子书记和朱老会计就叮嘱一定尽快让乙方把钱结算了。所以一到那里,给在那里带班的吕站长一说，他就让我尽快地到乙方的办公处找个“小郁”，在我就是“老郁”，比我大，吕站长说。我问清了怎么走，就找去了。梅山基地很大，可我自小也是在大厂区长大的，所以在里面走着时，就有一种在戚墅堰厂区晃荡的感受。找到一方的工程管理处，却过了11点了，进了该去的办公室，平房，宽敞的大间里有七八张办公桌，我掏出屁股兜里塞的香烟，撕开包装，每张桌子递上两根，抽不抽不管，接不接我也不管，往玻璃板上一撩就算了事。实在话，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干来也一定尴尬。但站里交代了，香烟是一定要有的，不抽也得见人散烟。香烟不能买次的，高档的乡下哪里有？师傅们认为还可以的牌子。所以我现在是一点也不记得到底买的什么牌子。当然全归站里报销。我不抽烟，更不喜欢抽烟。一包新香烟揣兜里，会很快就皱巴巴的，我也搞不懂，点烟的动作现在想来也一定可笑。最头痛的是自己也得随手点一根，陪抽。抽两口后，捏手里，寻机会一掐两段便扔了。几次一来，我是尽量少去，好在有了这个“老郁”，让我省心了许多。

这个老郁，我一看，比我大不了几岁。现在还能复原他当时的容颜。读者记得那个唱“我的中国心”的香港歌者吧，就像他那样的五官，略清瘦些。但是单眼皮。他看我一眼，问我是知青？我说是，快8年了，常州知青，66届的。交谈几句后，说午饭时间了，他回家去，不上食堂。问我是否、干脆跟他回家坐坐吧。我说我午饭吃了来的，也好，反正没事。事情要下午干。一路走去，穿过他们的青工宿舍楼区，好像都三、四层高的单身宿舍，但让我吃惊的是，许多窗户外吊着个养鸡笼子，大都是木笼子，我说单身还养鸡啊？戚墅堰机厂工房区单身楼里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工房区大妈们会偷着关着养，我妈就长年在家关着养几只母鸡，养了生蛋。老郁也说，养了生蛋，改善生活，小年青过年时，就带回上海，所以有的养五六只。我想想，我们在乡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却鸡不养猪不养，就下田挣点工分算了结了，每逢春节过年回家，也还是要带许多农产品回家。人同此心。

到了他家，我一看，干干净净的一个算两居室的平房，他夫人也回家了，块头比他大，个头差不多，一个女儿才一岁多，所以我想，也是熬到大龄了，才结婚的。一应家具摆设，典型的上海人的情调，实惠小巧，又什么也不缺。感觉到真是人家了。一如我姐最终从山西大同又调回常州，同我姐夫成家后，分了房子的那种状态。

原来老郁是外语专业，学校毕业后分到上海港，穿雪白的制服，工作就是同领航员一起把外轮引进上海港。他平静地说着，我呢听半句就完全能了解；他说，他弟弟面临外工或支边的命运，如果他到外地如现在的梅山工程，就算他家里有了一个“外工”，就能保住兄弟留在上海分配。梅山工程是在南京段的长江边，算是外工了，终究离上海不远，离南京市区也不远。所以家里想来想去便决定这样办了。我说，那你现在干的完全同外语不相干了。他看看我，说，早就不相干了。然后问问我的乡下，我说，江苏的知青几乎都在乡下蹲着呢，早年曾听说云南想问江苏要一批知青去开铜矿，但许世友不放，说江苏自己要用，用个屁，就这么耗下来，没办法。他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老家在龙头厂，他点点头，说知道，在戚墅堰，那里上海人也不少，我说是啊，有跑通勤车在戚墅堰厂工作的上海人的。于是又问起这个建筑站怎样？我就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说，这站里的师傅们干活还是认真的，他问我记工还是拿工资了？我说28块，年终还得上交点钱给生产队作公积金提成，但比种田强。

我想，就是在那个中午，我同老郁建立了互信的基础。我们约定，每次工程验收时，细节在现场就商定好处理意见。一旦决定下来的，我在编制决算表时，严格遵守；但我每次来结算时会预先把工地上工匠们的具体反映带上来，比如乙方供料不及时局部带来的误工，或临时被乙方抽调去他们工程处打零工的工时补贴如何算，偶然也会出现局部工程质量问题而返工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的处理；这些方面，我也希望乙方不拖，及时地处理了结掉。当然这些处理最后一定是反映在工程的工程量里，但一定是摆在明处，协商清楚，交代明白。建筑站里，我就是甲方。而老郁，就是乙方。

记得从第一次开始，同老郁进城到南京建行结算起，就从来没有过麻烦。通常公事很快就办好，我俩就会找个小饭馆坐下，有时会买一瓶红酒，但不是每次，因为我俩都是一喝就脸通红，喝了酒都不喜欢吃饭了，菜当饭。我谈谈乡下的事情，知青的日子，他呢谈谈上海的家里，偶尔会谈谈当年学外语的事情。这么一餐，大约10元钱的样子，那时一斤烧熟的鸡爪子是两毛钱。每次饭罢，我就直接回梅山了，老郁会去商店等，完成他夫人交代的任务。

在那个一年多里，虽然建筑站每次在工匠去南京时都会为乙方在南渡镇上采办一些农产品，如新米上场了买新米，当年收割上来的梗米，那个香啊，至今怀念。每年我都会带给父母尝尝，无论是烧饭还是熬粥，不要下饭菜的。还有就是花生，芝麻之类。有几次我也经手过，幅度在3毛钱一斤的上市新米，买了，只会收梅山2毛4，花生5毛大约收3毛5，芝麻也是大约这个价。有次乙方自己开了大卡车来到公社，站里便派了两个家在南渡镇的工匠带他们自己去采办。当时站里的看法是，这个价钱是黑市价，替人代买东西用黑市价，有些不过意，而且黑市价也会波动，买贵了说不过去；你替亲戚代买，也会挑便宜的时候去买吧？再说，城里人那点工资，还真不算什么，什么都要花钱买，站里补贴点就算了。站里的工匠们，收入可不小。这么几十人在人家那里讨生活，也常麻烦人家，不过意的。当时听站里领导工友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事，我真的十分感动。虽然，农村自 1949年起，原来的文化根基是拔除了，新的生活在张扬，但脚踩泥土讨生活的人，从脚底板滋润回的一些善良，还是根绝不了的。

如此补贴，现在看来，真是不会做人的人干的事了。

但在我同老郁之间，还一次都没发生过代买这些农产品的事。我是从没想过要问问他，他也从来没提过。现在我写下这些时，总希望我能突然想起他的全名，我依然能记起他那沉静的脸。

我希望他现在安好，同他妻子一起安度晚年了，我也遥祝他的那个宝贝女儿，也快三十七、八了，我祝她家庭幸福。

到南京读书的第二年初，站里工友说，小郁家里存放了他熟悉的一个青工寄放的提包，后来说那是偷自车间里的什么东西，是赃物。小郁犯了窝脏包庇罪，判了一年徒刑。

听到这消息，我气恼了很久，至今还替老郁愤愤不平。一个荒唐的世道，毁掉一个普通人的手段真层出不穷。

人说，这就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