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分组时，两个老队长，都已经退居二线，老生产队长的大侄子成了队长，而队里一个复员军人王阿义当了副队。从他们开始，已经不称呼“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每天早晨男劳力排成一排，面对东方学语录的仪式也已经没有，地富分子站在一边低头认罪的场景也取消了。

阿义，原是参军后招女婿到了另一个公社，复员后也就入赘女方，但后来又迁回了这里老家。我们刚下去时，他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哥哥“斜眼”家里。第二年任命他当了副队长。他同新任命的小王（如友）正队长都比我们知青大到几岁，5岁至8岁吧。

因此，分组后，在一线的其实也就是年轻人了。而如友队长的夫人，是早几年的无锡下乡青年，姓杨，勤恳踏实的一个女性，在丈夫家里，明显地公婆很呵护和尊重她。

简单地说，四个队委，一分为二。我所在的这个组，四个队委，阿义，老王队长，我，还有一个老队委，李火金。李火金是我插队近十年印象特别深刻、也相处极好的一个人。一年我当养鸭员，就是同他一起负责的。毛茸茸的鸭群一买来，每天早晨，一人一担空粪桶，穿村走堤地要走好几个村落，到人家的粪坑里捞蛆，给几百只小鸭子加营养。他独身，近一米七的个字，强健，但背上有个“驼峰”，腰也就有点往前冲。别的没有一点缺陷。干活一把好手，风风火火的，配得上“火金”两字。他的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小草房，是村子最东边的，徬着河边，后边就是队里的大场院，仓库。

   而王如友的队里，有王老队长，贫协，妇女主任，也是四个队委。各组有自己的记工员，记账员。

   所以，一开春，从种早稻的育秧起，两组就互相关注着，鼓足了劲道。我们知青点的三间屋的草房，便很自然地成为阿义这一组天天聚会的地方，崇沛和我在这一组，我是会计，他是现金保管员。第二天的活儿安排，大抵也在前一晚上的闲聊里就明确了。一直到早稻上场，应该说，一切都很顺利，两组之间关系也不错。那年的庄稼，两边护理得都很好，但看早稻长势，觉得有点悬，那边有几块大田，特别好。所以这边对后季稻的秧苗管理便格外上心。

   可是，等到早稻脱粒晒干，公粮交好，种子入库，口粮部分一分，两组的各自收成一结算下来，我们这一组不妙了。我说不妙，不在于这组少收了3千斤早稻，两组的总产量已经超过了去年，这在整体上应该高兴才是，可就因这边少了几千斤，便让人心浮动起来。风言风语，阴阳怪气的，这边的队委，尤其老队长，竟然跑到另一组去唱这边的洋腔,。阿义气得脸都黑了，说这一两个人跑到另一组去宣称，今年跟着他和这两“下放佬”，年终要拿着筲箕讨饭了。这是哪对哪嘛！两个老王队长原来不和，现在反倒像是热络了，分组让人看这一出好戏，我是没料到。好在这边的社员杂性，大部分普通社员像是毫不吃惊，依然坦然得很，比如火金叔，每晚吃了晚饭来知青屋里，只是说，千万不能泄气，要在双抢季节把输掉的几千斤赢回来。

   可我那时真的很是吃惊。好歹七0年了，即便是种地的，有些道理如此浅显，不该无事生非吧？便开始刮目相看这些才看了两年的农村人物。

早稻是见底了，紧接着是耕翻早稻田，抢种后季稻。那年头，双季稻的播种面积是一点不能马虎，必须保证按照国家指令，公社大队的指标完成的。那年头的那个季节，大队公社干部下到田头，抓的就是这个“双季稻播种面积”。种田最辛苦的时候，也就是双抢这两个月间。

由于秧苗田间管理得好，这一组眼看顺利完成栽插面积后，还有相当一部分茁壮的秧苗富余，但另一组却出意外了，他们大约缺近10亩后季稻的秧棵。我是会计，自然认为这边的秧苗给过去，然后算出所耗掉的人工、化肥，由另一组补贴过来就是。这是天公地道的事。种田人踏实，不就是这样才算踏实吗？副队长阿义也是这样说。大队干部过来作工作，他说没问题，贴工贴化肥，总不能白给吧?

结果如何？说来读者或许也会吃惊。

如友那一组不要了。别的地方也没找到“支援”。你猜那近10亩地的后季稻播种面积，他们如何向上交代，如何对我们这一组交代？

水是照样的灌溉进来，早稻的稻茬依然竖立在稻田水里。那边的一个有点赵树理小说“弯弯绕”肠子的人物，端着簸箕，也姓王，嘻嘻地往水里“播种”，虽然明摆着那是“颗粒无收”，但他们保住了“10亩”后季稻的播种面积---这是能向大队交代的，保住了10亩后季稻的人工和化肥指标。你说，我们这一组的社员如何看？

秋收后，阿义组反超3千不到4千斤。

10亩后季稻，按600斤算，就是少收6千斤，扣去早稻的3千多产的，也就是3千斤。阿义组的多种经营，如芝麻，黄豆，麻秆等的结算，也均超过另一组。

那年，一个工分值8角。

至今记得一个场景，秋收后，收工了，同社员一起，我同崇沛荷锄走在大堤上一起回村，崇沛看我一眼，说，如果年年能这样，在农村也生活不错的。

全队自然欢天喜地。一个全劳力，比如我，全年480工左右（包括当会计的补贴工45工—队长是35工，强劳力一天挣15.5分工，妇女12.5分工，10分算1整工），便结算到近400元。

分红拿钱时，我对老队长说，过年不用拿簸箕去讨饭的。那时，一个公社干部拿皇粮44.4元月薪。

来年春开三干会，公社来人，就在老生产队长门前，坐着开会，宣布把阿义的副队长给撤了，换上了一个姓张的年轻人—张阿保（宝？）当副队长（他妻子也是无锡青年），同时考虑到我是知青，会计依然当下去。

公社开三干会还宣布，邻近公社撤了两个队长，他们拒绝按上级的双季稻面积安排生产，他们私自扩大了中稻面积，小麦面积，减少了双季稻播种，生产队丰收了。

此后几年，我每年的工分依旧，但工分值是越来越低，有6角一工，谢天谢地吧！最后几年，大约能把近1千斤粮、草钱，以及队里分的鱼啊宰了猪啊牛的分的肉钱等等码住。那时，100斤晚稻卖给国家10元1角。

有“五毛”一工吗？

这还真是个深奥而且广大无边的议题。

让我仔细想想。好像那以后没过几年就没有了。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970年，离开焦裕禄的事迹报导，已经过去起码5、6年了吧，我不用记住准确的年份，一如这些生活在新中国广袤原野上的乡村干部，他们并没有把这个人物当回事一样。

但我同崇沛在那些个年头，在那早已经不能替我们遮风挡雨的破茅草屋里，还真几次认真议论过这个“县委书记的榜样”，中国，这样的人不多，他能干的事情也不多，但依然坚定地可惜着他的早逝。

 崇沛也已经走了七年了吧，要是他还活着，看到习近平写的悼念老焦的诗，他也会有感触的，一如我的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