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节
1990年春,我告别母亲来到澳大利亚"留洋".想不到两年后,我的妈妈会离开这个世界.1992年初妈妈病重和去世的那段时间,我原本可以回国的,也是可以再出来的.因为我一直保留着有效的学生签证,这份靠缴纳学费换来的签证,一直保持到1994年底我获得永久定居身份,还多出了三个多月.然而,即便星移斗转，时空转换了那么多年,我的内心依然充满着悔恨,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果断决定,在妈妈生命垂危的时候回国探望母亲.在妈妈生命处于最需要看望儿子一眼的时候,我没有责无旁贷守护在她的身边.如果评选不孝之子,我想,我应该是榜上有名的.尽管母亲有话嘱咐家人,说我出国一次不容易,回国又要花费一笔钱,所以关照家人等事后处理完毕再告诉我.可是我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心中的愧疚.这份愧疚伴随我在他乡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来,我不能说每时每刻都在思念母亲,但是,每当母亲节来临的时候,母亲的形象,就会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回忆.....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上海近郊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3岁那一年,就因家穷去有钱人家当"童养媳".苦难的身世,让母亲过早养成了吃苦耐劳精神.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到了1949年,更有了强烈的翻身感.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经人介绍,妈妈来到一家纺织厂当女工.那年才16岁.母亲没有文化,全靠勤劳实干和聪明智慧,开创了自己人生的新天地.母亲从一个纺织女工到后来成长为一名大型企业的中层领导干部.一生平凡的经历,贯穿着为人处世的善良性格,成了我们后代难以忘怀的楷模.母亲的心胸非常宽广.记得小时候,我顽皮,和小伙伴打打闹闹,邻里家长大人前来上门告状,不论对错,母亲总是先教训我,让我先向人家道歉.看上去,我像是妈妈的私有宝贝,可是在广庭大众面前,妈妈从来不对我护短.我的童年时代,正逢"文革"火热时期,当了干部的妈妈也靠边站,成了逍遥派.长期"病休"在家.厂里没有事情可做了,就忙着家里事务.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了,妈妈担心我出去闯祸,就把我关在家里,逼我读书.因为爸爸在一所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学当老师,也是解放后第一代复旦大学中文学系毕业生,家里自然有不少藏书.那时,人民大众"视书为禁品".但本家大都是些"革命的书".列为"毒草的书"早已自觉自愿的封存起来.加上父母又不是"封,资,修"的代表人物,那些书柜里的书未曾遭殃.我记得那时我非常贪玩根本不想读书.可是在母亲严加看管下,我没有办法,只好在书堆里"玩乐."成年之后我总想,也亏得母亲在家管教,我才在儿童时代读到了不少书.虽然不少是连环画,读过的那些书,大多也早已忘记,但毫无疑问,我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启蒙教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文革"爆发第二年,大姐面临中学毕业,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响彻江河大地,震荡神州云霄.姐姐执意要到黑龙江去,好像不到最远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去,不能显示其革命的青春激情.母亲也就非常支持.并为大姐手工缝制了棉衣棉裤.现在想起这幕情景来,那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意境就好像在眼前.后来由于姐姐身体情况不允许去东北,就去了近郊农场.但是母亲挑灯夜战,穿针引线做衣裳的身影,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母亲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女.大姐是工程师,二姐是医务工作者.我和妹在澳洲.家里我是唯一的男孩,母亲自然疼爱有加.但是在培养考验儿子为人素质方面绝不含糊.我中学毕业分配去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可以留在本市读中等学校(技校或者卫校)另一个方案就到农场去,到农场去为将来的妹妹毕业分配可能带来过硬的"进工厂"指标,那时进工厂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母亲征询我的意见.我说听妈的.妈妈就说,男孩子到农场去锻炼锻炼有好处.就这样我来到农场务农.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开战前夕,我已参军在部队,老祖母得知当兵要打仗后,非得让我爸爸写信给我,催我脱掉军装回家.母亲说这样的信不能写.儿子的所在部队不要说在大后方,就是在卫国前线,家人都不应该为儿子流露出任何不应有的想法.我知道母亲的光荣感十分强烈.每逢春节,地方政府敲锣打鼓把"光荣之家"的条幅贴在门上的时候,那是妈妈最幸福的时刻.1981年我从军队退伍后回上海,在家等待分配,家人说通通路子,托托关系,进一个好一点的单位.母亲说,不用.有出息的孩子当靠自己的努力.1990年,我在厂长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出国,许多人大为不解.只有母亲理解.当我缺少资金时,母亲还到姨妈阿姨处为我借款.出国离家前,母亲什么话也没有多说,只对我说,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家.是的,妈妈,我的一生都不会忘记你的教诲,你的提醒.
2010年,墨尔本《大洋时报》开展我们这批四至五万中国留学生居澳二十周年纪念征文活动.我写了篇《他乡岁月,思念母亲》稿件应征.我就是想通过这次征文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怀念和感恩.
今天,在母亲节将要到来之时,我又想起了妈妈.谨以此文告慰母亲.
2010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