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贵在有自由思想。有了自由思想，才能进行文化上的创造；但是，有了自由思想，也就容易与政治产生冲突，因而要受到压制。不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怕压的，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下，也并不停止他的独立思考，并不停止将他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样，就有了地下写作。
凡有政治高压的地方，凡是文人活动和出版渠道受到控制的地方，必然会有另类文人的聚会和地下作品的出现。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沙龙是一种相当正式的文化机制，那些与既定的文坛体制相冲突的作家走不进去，就另辟蹊径，在街头的咖啡馆聚会，并且在格拉布街的地下印刷所出版作品，照样流传得很广。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艺思想受到严格的控制，作家协会不但掌控着出版机构，而且还握有作家的生活资源，对不听话的作家动辄以开除会籍相威胁，但还是没有压制住那些坚持自由思想的诗人、作家，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利季娃等人照样在写自己想写的作品。他们的诗歌靠口头流传而保存下来，他们的小说常常是流到国外才得以出版，而在国外出版又是一种罪名。
我国在1949年以后强调统一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说七亿人民（当时的全国人口统计）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 思想。所有不符合这一思想的作品，都遭到了批判。但严格的思想控制仍无法禁止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写作。于是，在理论上就有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创作上则有胡风、聂绀弩、绿原、曾卓、牛汉等人的犯上之作，郭路生和白洋淀青年诗人的另类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大都属于地下写作，如顾准的论文，就是他与弟弟陈敏之的通信，胡风等人的诗歌只是记在脑海中或偷偷写在纸片上，最多也只能写与好友看看，青年诗人的作品也只能在朋友之间进行交流，在下乡知青间传诵，还要提防着怕被查抄，而时有焚诗之举。
但是，这些作品却是地火。正如鲁迅所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1]
在思想统一的情况下，那些作为佳花来展示的东西，虽然占尽风光，但大都是应制之作，缺乏生命力。文学史和学术史不是由八股、时文构成的，为政治服务、写政策的作品也必然要随着政治力量的消逝和政策的过时而被扬弃。只有真实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深刻地表现出人的感情世界的作品，才能长存。这些作品一旦走到地上，将使那些应制之作暗然失色。
当然，并不是所有地下写作都有很高的价值。有些人虽然在某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倒了，但他的思想还是相当正统，因而创作上也紧跟主流意识。这样的作品称不上“地火”，它不会奔突，不会燃烧。我所说的“地火”，大致由两类人写成：一类本来就是文坛上的异种，他们因为发出与主流意识不同的声音而挨整，被打倒，但苦难的生活却使他们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写出的作品也更高一层；另一类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他们凭着青春的热情，并因偷读禁书而向往新的艺术世界，于是不满于思想上的统制，看不起文坛上的虚假繁荣，而以另类行动对主流意识发出抗争，并且着手探索新的美学原则，进行新的艺术尝试。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前者被当作“屋檐上的洋葱——皮焦叶烂心不死”的老反革命而加以整肃，后者则被当作危害社会发展的新生反革命而加以清除——当时的口号是“清除隐患，教育后代”。其实，这正是权力者已感到他们思想力量的冲击，而欲加以扑灭。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人正是文坛和思想界的希望。
待读惊天动地诗
苏联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在“大清洗”的当时就写出了中篇小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揭露大清洗的罪行、描写了专制制度对人们感情世界的扭曲，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想在小说中表现谎言对社会毒害到何等程度”。作品写一位深爱自己的独子，并对他信任有加的善良的母亲，在儿子被捕、并被宣布为“人民敌人”而判刑之后，由于她已养成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的习惯，竟然也相信了检察官的话，但她心里还是相信儿子是无罪的，这种内心的矛盾，使她发疯。这篇小说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直到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才被苏联作家出版社所接受。但是，当苏共中央的政策改变之后，出版社马上又毁约不肯出版了。结果还是通过地下出版社出版，并流传到国外，被翻译成几种语言出版。
利季娅自豪地说：“我至今（1974年）不知还有哪本写于三七年（大清洗年代）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2]的确，这部写于事件发生当时当地的作品，感觉的敏锐，描写的深刻，至今读来仍促人深思，令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胆识。不过，如果说“中国同样没有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作品”，则未必尽然。利季娅是在丈夫被捕，她本人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探监的队之后写出来的，她对这种专政制度有着深切的体会，但她本人还有着一定的写作自由度，而中国的类似作品，则是囚徒们在囚室里或释放之后还在监视的条件下写出来的，他们对专政制度的体会或者要更深一层，但写作的自由度就更差了。在隔离和监视的环境中，当然不可能写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他们所写的多是诗歌、散文。在这些诗文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人性的扭曲和专政机关随心所欲地伪造。
诗人彭燕郊是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被捕的。所谓“胡风集团”，本来是一个文学倾向相似，彼此互通信息的文人团伙，并没有什么组织形式，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活动。但当最高领导一旦将他们定为“反革命集团”之后，办案人员就必须从这一论断出发来搜集“罪证”。这就叫做“有罪推定”。既然定罪在先，而搜集罪状在后，那么，为了坐实既定的罪名，就必然要编造罪状了。彭燕郊写于审查岁月的《野史无文》集，就记录的这种伪造手法和被伪造者的痛苦心情。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虽然都是些短文短诗，但联系起来看，所揭露的问题还是相当全面，相当深刻。
第一篇《被捕口占》，写的是半夜零时学校领导带着三个肃反人员来逮捕他时的感觉。“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你们错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诗句：
我知道我有的你们认为没有
我知道我没有的你们认为有
我的有没有了
你们的有也只能是没有
已经认为我的有是没有
要在我的没有里挖出你们需要的有
这可能吗
这是正直的疑问，也是天真的疑问。但在专政机关里，这种“可能吗？”却是绝对可能的。所以进了隔离室或拘留所，他就明白：“演戏要有潜台词，说出来的台词必须有丰厚的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作底子。犯人的潜台词可不是这样，和说出来的往往完全相反。说不得、不能说的，又比说出来的多得多。”于是就有了第二篇《无声语》，记录了他在被审讯时的感受和不能说出来的话：“其实，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我已属于一个名单。上了名单，这就够了。我已经不是我，而是一个符号，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和这个符号相吻合，充实它所代表的内容，适应它所提出的要求。”这样，“每次，我都努力满足你们的每一个要求，努力捉摸你们每一个巧妙的暗示，巧妙地抓住突破口乘胜追击投掷过来的每一块尖刻的石头。只想迎合，只想凑趣。可叹的是我的‘本钱’太少了，供认不出胡风指示我到哪个井水、河水里放毒，阴谋暗杀某某领导人，制造大混乱什么的，只不过写过一些也还想赶上潮流的文章，都刊登在报刊上了，你们也都掌握了。太贫乏了，很叫你们失望，是不是？”这种逼供真是好笑，“那好笑的程度就像你是一个男的却硬要说你是女的，极不严肃，但又非这样说不可，越是胡说八道，越是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就越是能够得到称赞。”更为荒唐的是，肃反人员还要根据《人民日报》所公布的“胡风反革命小集团”三批材料的按语和该报的社论，来一项项地落实被审查者的“罪行”。因为《人民日报》社论中说胡风分子都是些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肃反人员就要他在这五种人里去比对，说：“这五种人里，你是哪一种，也可能是两种、三种，或者都是，你自己心里明白。”于是受审者只好一种种去比对。《寻人》一文，就是写出这种荒唐的举动。这样的逼供，又怎能不把被审讯者搞得精神迷乱呢？彭燕郊及其他一些人就这样被逼出心因性精神病来的。但是，就在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环境中写下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字，却揭露出了“革命”专政的实质。
对于这种“专政”更直截了当的揭露，是阿垅在狱中所写的一份材料。虽然这是一封写给审讯员并请他转达上峰的抗议信，并非私秘材料，研究者往往不将它归入地下写作之列，但它毕竟是在狱中所写，我还是把它放在这里来谈。只是由于篇幅较长，只能摘录其中一部分：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作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地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考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要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3]
这封信写得有理有据，正气浩然，是一篇揭露专政体制的好文章。可惜这些理和据都动摇不了专政者的办案决心，因为这是最高当局定的案，而这种案件的定夺，本来就不是根据事实，而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真理、正义和正气在权力面前显得多么无能为力啊！纵然历史证实了阿垅的预见，但在当时，符合事实的意见却得不到理睬，阿垅的结局是瘐死狱中。
胡风案件的其他受难者，在管制稍稍放松一些的时候，也都纷纷写起诗文来，当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打发时光，更是为了一抒胸中的块垒，即鲁迅所说的“抒愤懑”。他们在言词的直率和锋利上，虽然不及阿垅，但通过艺术的构思，各自表达了狱中的切身感受，从不同和角度揭露了专政体制对于人的摧残。
罗飞在1955年入狱之夜写了一首题为《连裤带和人格也一起收走了》的诗，从题目中就可以感受到被审查者所受到的屈辱。但是，在狱中最难受的还不是被收走了钢笔、钥匙、手表和裤带，还不是被逼供和无以剖白，而是单人隔离室里与世隔绝的孤单，这种孤单可以使人发疯。绿原的《又一名哥伦布》就写出了这种痛苦。他将自己比作探险家哥伦布，只不过哥伦布是驾驶着他的“圣玛丽娅”，航行在空间的海洋上，而诗人则驾驶着他的“圣玛丽娅”，航行在时间的海洋上。
前后一望无涯
没有分秒，没有昼夜
没有星期，没有年月
只有海——时间的海
只有海的波涛——时间的海的波涛
只有海的波涛的炮弹——
时间的海的波涛的炮弹
在追赶，在拍击，在围剿
他的孤独的‘圣玛丽娅’
他的‘圣玛丽娅’不是一只船
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
加上一抹夕阳和半轮灯光
一株马樱花悄然探窗
一块没有指针的夜明表咔咔作响
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
再没有变化，再没有运动
一切都很遥远，一切都很朦胧
就像月亮，天安门，石碑胡同……
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
蓬首垢面
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
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
但是，在时间的海洋上航行的诗人并没有绝望。
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
坚信前面就是‘印度’——
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专政的残酷，在牛汉的《华南虎》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老虎，本来是山林里的猛兽，现在却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且受到严重的伤残：
你的健壮的腿
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
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
全都是破粹的，
凝结着浓浓的鲜血，
你的趾爪
是被人捆绑着
活活地铰掉的吗？
还是由于悲愤
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
（听说你的牙齿是被钢锯锯掉的）
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
我看见铁笼里
灰灰的水泥墙壁上
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
闪电那般耀眼刺目，
像血写的绝命诗！
这只华南虎虽然受到了严重的伤残，但它的灵魂是倔强的。诗人说：
我终于明白……
羞愧地离开了运动园。
恍惚之中听见了一声
石破天惊的咆哮，
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
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
火焰似的眼睛，
还有巨大而破碎的
滴血的趾爪！
最能体现这种与恶劣环境杭争的顽强精神的，要算曾卓的《悬崖边的树》：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胡风案件的受害者们，不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文学创作，而且还没有中断理论上的思考。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是1956年“保外就医”之后所写，有“文史杂抄”，有“随思录”，这些文字写于“寒衣当尽”、“早餐阙如”、“咯血之后”的极端困顿之时，但他所悟到的人生哲理，却极其深刻。如说：“人们口中越是说绝对、完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人间根本不存在。欺骗性与冒险性是狼狈为奸的。当然，对于幼稚者来说是存在的，对于别有用心者来说，也是存在的。前者因外表而迷惑，后者于利用而挥舞。但是，对幼稚者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因他仅是爱而不是理解，他还站在外表。别有用心者根本不以为存在，仅是昧心用之罢了。因之，神圣的东西在这绝望的人间本来是没有的，正如康德的理念那样。”[4]
耿庸与何满子之间的文学对话，主要就创作方法问题对于文学现状的针砭。那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他们分别在不同地区的干校劳动，恰有朋友可以为之交通，于是借机通了四封信。他们当时手边除了小红书之外别无任何参考资料，但是凭长期观察的心得，却专门讨论了创作方法问题。当时已经从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到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从样板戏总结出了“三突出原则”，正用强势语言进行高调宣传。但这两位理论家对这种宣传根本不予理睬。他们对“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概念提出质疑，而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看作是对于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背叛。何满子还进一步指出：“先前的，外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骑士之打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骑士，后来的，土著的两结合骑士又排挤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骑士，他们的佩剑和盔甲上诚然都缀饰着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但骑士们本身，难道是在为马克思主义打仗吗？如果是真诚的、肚里不怀鬼胎的，为了保卫和伸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是非曲直是不会这样搞得夹缠不清的，现实主义又要靠浪漫主义输血之类的显而易见的胡说八道也不会在论坛上大摇大摆，受到容宠。再说，纯系属于理论范围的较量也犯不上大肆动用理论以外的手段，施行当年鲁迅曾惊诧地诘问徐懋庸过的‘实际解决’。”[5]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不佩服他说得很透彻。
胡风案件，正是由于文艺思想的分歧被上升到政治问题，而“实际解决”掉的。但胡风从来就没有承认他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也就是说，他一直坚信他所走的文艺道路是正确的。他在狱中写的《一九五六年冬某日》诗云：
不堪一错各分时，友谊伤残似断丝；
狱室几间关闯将，文场一片树降旗；
东逢死叶西逢茨，拔掉鲜花葬掉诗；
极目两间休荷戟，铁窗重锁失戎衣。
这当然是他所判断的文场情况，主流意识的看法当然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清算了胡风观点，统一了全国文艺思想，就可使文艺走向繁荣。但后来的事实发展，却证实了胡风的预感是正确的。文化思想上的是与非，不是靠权力所能解决的，它需要较长时期实践的证明。
当然，进行地下写作的，远不止于胡风案件的受害者，作品出版后影响甚大的，就有无名氏与聂绀弩。
无名氏（卜乃夫）在四十年代以《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这两本适合小市民口味的畅销书赢得文名，但他并没有沿着这条路子发展下去，而是潜心于写他的生命之作《无名书》。在1949年以前，已经出版了两卷半：《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和《金色的蛇夜》上卷。这套系列小说，不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而着重描写生命的困境和精神的探索，与主流文艺大相异趣，在思想控制愈来愈紧的情况下，当然无法继续出版了。但无名氏因不参加体制内的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以避开政治运动的牵制，而按照原来的思路继续写作。他在1960年以前写完了《无名书》的后三卷半：《金色的蛇夜》下卷、《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以外》和《创世纪大菩提》。后来虽被抄家没收，但被好心人保存下来，“文革”结束后得以发还。他以数千封书信的方式寄送给在香港办《新闻天地》的乃兄卜少夫，得以在新闻天地出版社出版。这事情本身就很富有传奇性，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反映了时代的一个侧面。但这部书因为不合于大陆读者的欣赏趣味，所以并不流行，但已经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称之为浪漫主义或新浪漫主义作品。至于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聂绀弩是左联时期作家，以杂文写作见长，被称为鲁迅之后杂文作家第一人，同时也写小说、新诗。他悼念鲁迅的新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下了》，被采作《鲁迅先生纪念集》的卷首诗，可见同侪之重视。但他因为有较多的自由思想，五十年代以后，即由老作家而变成老运动员。1955年就因与胡风的关系而受到审查；1957年又因为夫人周颖为胡风呜不平而受到牵连，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监狱，判为无期徒刑。他的写起旧体诗来，最初是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期间，恰逢领导上为了鼓动大跃进，宣布人人都要做诗，这才做了起来，后来竟一发而不可收。回京后续有所作，在朋友间传阅，却为专政机关所侦知，因触及时政，被作为罪状。他的被捕，也与此有关。但聂绀弩在狱中仍旧作诗不缀，出狱后整理成《三草》（即《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在香港出版，后经增删为《散宜生诗》，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此，从地下走到地上。因为聂诗在地下流传时，就传抄甚多，诗名很大，弄得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主动提出要为《散宜生诗》写序。后来又有朱正、侯井天、郭隽杰、罗孚等人作注，出了《聂绀弩诗全编》。
聂绀弩诗庄谐杂出，自成一体，被称为聂体。聂体诗的最主要特点，是以杂文的笔法写诗，舒芜说他“创造了杂文的诗或者诗体的杂文，开前人未有之境”[6]，是为确论。彭燕郊评道：“雅俗错位，美丑相生，叫人目瞪口呆”[7]；程千帆赠诗中有句云：“艰心出涩语，滑稽亦自伟”[8]；聂绀弩自己则说：“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9]聂诗中有许多传颂的名句，就是这样亦庄亦谐，具有深意之作：
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搓草绳》）
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担水》）
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推磨》）
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放牛》）
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清厕》）
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脱坏》）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挽雪峰》之一）
聂绀弩的诗看似随意，但其成就并非偶然。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说到他为什么选用旧诗这种形式时，说：“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这里所说的“恰有此种感情”很重要，这就是说，他的诗歌格式，是与他的感情相适应的，而这种感情是他长期受难的经历所培育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就无法写出此种奇诗。
鲁迅曾批判中国的国民性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10]但聂绀弩没有这种德性，而且恰恰相反，他是性喜同情失败的英雄，专做抚哭叛徒的吊客。胡风是聂绀弩左联时期的老战友，抗战后期，聂因不满于胡风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与之疏远了。但当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全国共讨之际，聂绀弩却逆风而上，向他伸出了援手。当胡风坐了十年监狱刚放出来的时候，他就主动赠诗，与之唱和。这里录一、二两首：
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气息已残余。
慨乎住宅恩公论，难以搬家惠子书。
草草杯盘重配备，翩翩裙屐早稀疏。
一冬园圃光葵杆，瘦硬枯高懒未除。
精神奴役人谁有？战斗主观论未端。
留尔头颅为活鬼，亏他面目似灵官！
岁朝除夕贫多嘴，狂热浩歌老中寒。
诗以穷工将杜甫，名须死著岂方干！
1957年，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会上报上大加批判，把冯雪峰说得一无是处。同为右派的聂绀弩，却频频赋诗相赠，偏要说说冯雪峰在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光荣。这里录《雪峰六十》中的一、二两首：
早抛小布方巾去，时有普罗灵感来。
刚见论争通俗化，忽惊名列索维埃。
长征五岳皆平地，小饮三江一酒杯。
回想西湖湖畔社，九天阊阖一齐开。
小帽短衣傲一时，灵山献颂见衿期。
头颅险在上饶砍，名姓岂惟中国知？
扬州明月茅台酒，鲁迅文章画室诗。
他人有此或非乐，我老是乡将不辞。
此外，聂绀弩集中还有《挽老舍》、《挽荃麟》、《挽孟超》、《挽云彬》、《挽柏山》等，所挽者都是些受批判的屈死人物。聂绀弩的风骨，也于此可见！
思想突围与文化追求
上述那些地下写作者，大抵都受过五四文学思想的熏陶，或者说是在五四思潮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不管后来的经历如何，总是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他们头上虽戴着不同的帽子：“胡风反革命集团”、“右派分子”等等，但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接受对于五四精神的歪曲，通过各种方式为恢复五四文学路线而争。虽然抗争失败，但那些以势压人的批判文章没有使他们心服，因而他们地下写作所表现出来的，依然是民主与科学，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与上一辈人相比，新生代的青年学子与五四时代隔得远一些，但是他们仍然受着五四精神的鼓舞。1957年学生的呜放，最初就发生在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北大学子高举着五四的旗帜，贴大字报，出油印刊物，进行大辩论，揭露时弊，呼吁民主与法制。沈泽宜、张元勋那首点火的诗篇《是时候了》就说：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民间刊物《广场》的发刊词中也说：“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前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只是这些诗篇和刊物都是公开的，不能算地下写作。后来，控制愈来愈严，不同的意见不能公开发表，只好转入地下。于是有林昭与甘肃一些右派学生办的地下刊物《星火》，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就发表在这个地下刊物上，她也因此而被捕入狱，并且被杀害。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青年人对于自由的追求，总是前仆后继的。这边刚扑灭了《星火》，那边就有X诗社与太阳纵队的出现。这时，新的迷信之风席卷华夏大地，全国人民都被统一在一个思想之中，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则已成为大忌，民主与科学也不再提起。国家领导人公开号召大家要做驯服的工具，但是，青春期的叛逆精神，却使得一些青年走上了追求自由思想之路。这是对于大一统思想的反叛，对于独立精神的追求，在自觉或不自觉间，仍旧接续了五四的香火。
X诗社的主要人物是郭世英和张鹤慈。张鹤慈是哲学家张东荪之孙，张东荪在五十年代之初就被打成反革命，并祸及后代，张鹤慈能很早参透世情并不奇怪；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郭沫若是当红文化班头，生长在这种家庭里，能够有独立思考能力却并不容易。但郭世英勤于读书、思考，而且接触面比别人广，因而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包括对父亲的认识。他曾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诗友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他所追求的是独立思考和个性解放之路。他对母亲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11]
太阳纵队的为首分子张郎郎是画家张汀和作家陈布文之子。张汀和陈布文在延安时与萧军是好朋友，而且是“鲁迅研究会”成员，都是继承鲁迅遗风的；他们都挨过整，对人事看得比较透彻。张郎郎说：“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当时周扬如日当空。原来在延安，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扬。”[12]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对于周扬所推行的文艺路线，当然就没有神圣感，再加上他们所接触到的外国作品比较多，思想也就比较开放，要想突破主流意识，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也就并不奇怪了。
X诗社和太阳纵队被取缔，它们的主要成员被抓捕，被控制，郭世英和张鹤慈先后被迫害致死，张郎郎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坐了十年牢，总算活了下来。但是，这两个惊天动地的文学沙龙，被查抄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作品留下来。我们只从张郎郎的回忆文章《“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中看到他记录下来的在全校赛诗会上所朗颂的诗歌片段：
像雪崩
像山洪
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
滚动着历史的巨轮
这是谁？
我们！
青春的象征
革命的先锋……
这首诗实在并无什么叛逆之处，但却引起了同学的共鸣和教导主任的批评。教导主任说他“这首诗有思想问题，是青年主义，根本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三面红旗。”可见当时思想的禁锢和僵化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地下文学保留得比较多的，倒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革”是狂热的年代，也是思考的年代；是迷信的年代，也是觉醒的年代。执政者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结果却走向了信仰的崩溃——这正是辩证法的捉弄人之处。其实，一切政治口号都是空洞的，它的蛊惑作用也是暂时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由于“事实的教训”。青年学生们在“文革”初期被捧上了天，“红卫兵小将”被赋予极大的权力，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但当他们完成了该完成的冲杀任务，打倒了领袖准备要打倒的一批人之后，就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1968年，毛泽东借处理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武斗之机，向全国高校派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以向工农兵学习的名义，让中学生们上山下乡。听惯了“向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口号的小将们，一下子跌落到被管理、被改造的地位，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这时，中学生的思想自由度要更大一些。学校里的书记、教导主任和指导员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已不可能再去管他们，下乡之后，农村里的党组织更无力去管他们，独立思考、自由讨论之风也就无形中发展起来。再加上图书管理失控，又使他们获得新的思想资源。原来受到批判的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艺作品，现在却受到了欢迎；六十年代初期曾经内部发行了一批灰皮书、白皮书和黄皮书，原限于高干购买，专供批判之用，现在也流落到民间，大受青年学子的青睐。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段：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等书，促使他们对社会体制问题进行思考，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书，又在他们面前打开思想和艺术的新境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老三届中学生为主干的地下写作队伍，就蓬勃发展起来。陈思和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中，就收了北京、上海和贵州三地的地下诗作三大卷：《暗夜的举火者》、《青春的绝响》和《被放逐的诗神》，未被收集的，当还有不少。
“文革”时代的青年地下诗人，写得较早而且影响较大的，是郭路生——后来正式发表诗作时，用的笔名是：食指。他在文革之前的1964年，就与X诗社的郭世英、牟敦白，太阳纵队的张朗朗、董沙贝等人有接触；1965年就开始了他的重要作品《海洋三部曲》第一部分《波浪与海洋》的创作，这组诗直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后才得以完成。可以说，郭路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诗路较广，作过各种探索。就形式而言，他写过自由诗、格律诗，也写过民歌体；就内容而言，他写过抒情诗，也写过歌颂诗。可以说，他是从主流意识的影响中争扎出来的，也许他后来精神上发病，就与这种争扎有关。但他影响较大的，不是歌颂诗，而是那些贴近生活，抒发个人感情的诗篇，如《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我们且以写于1968年12月20日的诗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为例，看看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备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转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显然，这里写的是被打发去插队落户的中学生们对家园的眷念，对亲情的依恋。这些学生们曾经被尊为“革命小将”，驱赶上战场去冲锋陷阵，与一切旧意识决裂。到这时，他们才知道，亲情是最可贵的，家园是最可爱的，这也可以说是人性和人情的回归吧。这首诗，正是由于写出了知青们的真实的感情，写出了车站分别时撕心裂肺的场景，所以它深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的喜爱。与郭路生一起在山西杏花村插队的戈小丽，回忆当年她们听郭路生朗诵此诗的情景道：“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有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四点零八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红得像打腊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而实际情景是，车上车下哭成一团。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13]
这种与曲调高昂、情景虚假的主流文艺不合拍的诗，当时不但不可能发表，而且还被定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黑诗”。但是由于它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情景，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感情，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于是以手抄本和口头背颂的方式，流传在从黑龙江、内蒙古到云南的“知青”中。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插队的李恒久回忆道：“当我们每天干完繁重的农活，疲倦地披着星光从庄稼地里归来时，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他的诗使我们焕发着精神，憧憬着未来。”[14]
继而出现了白洋淀诗群。白洋淀是河北保定地区的一片水洼泽国，物产丰富，离北京较近，当年结集了一批自选插队地点的北京学生。敢于自选地点的人，本身的自主意识就比较强，加上当地派别对立，各方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管他们，所以当地插队青年中文化思想比较活跃。有画画的，有搞音乐的，更有写诗的，而且形成了一个诗群。这个诗群的诗人宋海泉日后回忆道：“整个白洋淀，就像当年的梁山泊，集合了一群经历不同、背景各异，以当时正统的标准衡量无一例外地都是些‘妖魔鬼怪’。其实，他们不过是由于机遇多读了几本书，结合自己的经历多了几分思考，朦胧中有一种独立的人格要求而已。”“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种城市文化。远而言之，它继承了五四以来吸收西方文化创建新诗学的努力。所不同的是它减少了以住所不可避免的工具主义的倾向，多了一些对人存在价值和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近而言之，它是对‘十年浩劫’曲折而坚韧的抗争。借助于白洋淀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结出自己的果实。”[15]
白洋淀诗群的代表人物是根子、芒克和多多。这些人多少都受过郭路生的影响，但他们在思想的道路上，却超越了郭路生。他们的诗歌具有更多的个人性和更大的叛逆性。试以根子的《三月与末日》为例，这首诗无论在意象上、语言上还是形式上，都与传统诗歌大异其趣，具有很大的颠覆性。全诗第一段只有一句，判断式的一句，点题的一句：“三月是末日。”然后，全诗就沿着这个思路展开。春天，本来一直是诗人们歌颂的季节，一向被描写得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在根子的笔下，它却是一个灾害的季节、邪恶的季节：
这个时辰
世袭的大地的妖冶的嫁娘
——春天，裹卷着滚滚的粉色的灰沙
第无数次地狡黠而来，躲闪着
没有声响……
而大地，则是个受骗者，它“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所以：
……我
看见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
一样血腥的假笑，一样的
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
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
从我的脚下轻易地掳去，想要
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
抒情主人公“我”，则是一个觉醒者，启蒙者：
作为大地的挚友，我曾经忠诚
我曾十九次地劝阻过他，非常激动
“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
我曾忠诚
“春天，这毒蛇的荡妇，她绚烂的裙裾下
哪一次没有掩藏着夏天——
那残忍的姘夫，那携带大火的魔王？”
我曾忠实
“春天，这冷酷的贩子，在把你偎依沉醉后
哪一次，哪一次没有放出那些绿色的强盗
放火将你烧成灰烬？”
我曾忠实
“春天，这轻佻的叛徒，在你被夏日的燃烧
烤得垂死，哪一次，哪一次她用真诚的温存
扶救过你？她哪一次/在七月回到你身旁？”
……
但是，由于大地的迟纯，这一切劝告都无效。
今天，三月，第二十个
春天放肆的口哨，刚忽东忽西地响起
我的脚，就已经感到，大地又在
固执地蠕动，他的河湖的眼睛
又浑浊迷离，流淌着感激的泪
也猴急地摇曳。
读着这首诗，不禁使人想起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中觉醒者的比喻，想起了《狂人日记》中狂人对于中国历史的揭露。《三月与末日》中的“我”，就是铁屋中的觉醒者，就是揭出中国历史实质，到处劝人而无效的狂人。
芒克被称为“自然诗人”，他的确写了许多以自然为题的诗，如《秋天》、《天空》、《路上的月亮》、《太阳落了》、《风浪》、《日出与劳动》、《茫茫的田野》、《夜空》、《赏月》等，但他不是客观地描写自然本色，而是着重在表现出人对于自然的感受，所以他所写的自然景象，都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正如他在《给生活》中所说：
我时常去向山谷呼喊，
当山谷送来了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震动了我的心。
从自然诗中所传来的，正是“我”所发射出去的声音：
果子熟了，
这红色的血！我的果园
染红了同一块天空的夜晚。（《秋天》）
生命
像火柴一样地点燃。
为了温暖，
为了燃烧，
也为了烧完。（《给冬天》）
太阳升起来，
把这天空
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天空》）
但愿我和你怀着同样的心情
去把道路上的黑暗打扫干净。（《黎明》）
这些自然诗，正反映出诗人的自然人性，它虽然没有针对混乱的现实发出激烈的抗争，但在斗争哲学搞得世道不宁的时期，这种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另创的新声，其冲击力也是相当大的。
多多诗作的题材比较广泛，从《密周》到《大宅》、从《回忆与思考》到《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到《日瓦戈医生》，古今中外，挥洒自如。而且批判性也较强。试举《钟为谁呜——我问你电报大楼》中的一节为例：
自由，早已单薄得像两片单身汉的耳朵
智慧也虚弱不堪，在产后冬眠
教育和儿童被脏手扼住喉咙
知识像罪人，被成群地赶进深山
只有时间在虚假的报纸后面
重复导演的思想和预言
当然，还有你，伸着长长的
傻女人的脖子，用贫血的嘴唇微笑
再下意识地擦掉它，像擦掉
一个不愿被人记住的谎言
这里所写的事情，看似荒诞，却都是当时的事实。只不过诗人用调侃的笔墨写出而已。可见荒诞派艺术的产生，本非艺术家所凭空创造，只不过是荒诞的现实在艺术领域的再现而已。多多有些荒诞的诗句，却并非荒诞派诗人。
值得注意的，还有上海的青年诗人。他们有些诗篇，对“文革”中那种反文明、非人道行为，作出更直接、更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如郭建勇的《我走过母校大门口》：
深秋的黄昏，枯叶飘满街头，
我蜷缩着走近母校大门口。
呵，学生时代青春的乐园，
如今充满凌辱，漫骂，疯狂和殴斗！
标语惊叹号装饰红漆的围墙，
红卫兵战旗飘荡在一个个窗口；
高音喇叭播送虔诚的祈祷和颂歌，
多么年轻的声音！多么狂热的信徒！
看，校门口走出一个妇女，
憔悴的脸像一幅木刻，
乌黑的头发被人剪去一半，
看见我她默默地低下头。
呵，那是多么熟悉的眼睛，
在课堂上，它亲切地关注过我；
像母亲的眼睛一样慈爱，
当它出现在我病床边的时候。
在讨论人生意义的座谈会上，
它鼓励我们大胆地思考，辩论，探求；
在中学毕业的前夕，
它对每一位同学倾注关怀祝福的暖流……
现在，它都充满悲愤和羞辱，
我看见她心中滴血的伤口。
惊惧和疑惑代替了往日的微笑，
她的背影变得如此清瘦！
寒风吹散凌乱的枯发，
她匆匆赶路，仿佛恐怖紧随身后；
佝偻的背上粘着半张报纸，
上面用墨汁涂着大大的“牛”！
啊，老师！亲爱的老师！
我多么想追上你，大声向你问候。
十步路是如此近，十步路又是那么远，
请原谅我，老师，我也在挨斗！……
而钱玉林的《在浮士德博士的故乡》，更揭出了这场灾难的实质，而且对前景充满信心：
在浮士德博士的故乡，
也曾点燃起这样的火光。
一堆堆余烬里冒着青烟，
将海涅和爱因斯坦埋葬……
三十二年过去了，
莱茵河的星月依然明亮。
海涅和爱因斯坦不会，
永远不会会死亡！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我们至今读着这些诗，仍然思绪万千，心潮澎湃！从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五四精神也没有中断，只是它是在民间延续。
也正是在这些地下文学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后，才会出现朦胧诗和伤痕文学。但就现实性和批判性而言，它们比起“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有了退步。不过这也难怪。在中国，文学作品要走上地面，有些派别在经过打压之后能够取得认可，有些品种还得到新的主流派的吹捧，它必须要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适应，太尖锐、太深刻的东西，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
[1]鲁迅：《野草·题辞》。
[2]转引自蓝英年《记忆是无法铲除的（代译序）》，《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3]《阿垅在狱中所写的一份材料》，《垂柳巷文辑》，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
[4]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5]1970年12月31日—1971年1月2日何满子致耿庸信，绿原等著：《春泥里的白色花》，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线19页。
[6]舒芜：《记聂绀弩谈诗遗札》，《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7]彭燕郊：《“千古文章未尽才”》，《聂绀弩诗全编》第457页。
[8]转引自周健强：《聂绀弩谈〈三草〉》，《聂绀弩诗全编》第442页。
[9]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聂绀弩诗全编》第11页。
[10]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11]引自李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8页。
[12]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第39页。
[13]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第63—64页。
[14]李恒久：《路生与我》，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第83页。
[15]宋海泉：《白洋淀琐忆》，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第244、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