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钓翁的故国情怀
——沙予著《海角梦华录—钓翁澳洲手记》序
1960年，许德政（沙予）兄在厦门大学毕业，来到复旦中文系师从蒋天枢先生做先秦文学研究生，我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助教。虽然所治专业有所不同，但因那时研究生人数很少，青年教师也不多，许多活动都安排在一起，所以彼此相识了。德政兄是体育健将，我也喜欢打球，我们就成为球场上的朋友。1964年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接着就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家处境艰难，也就失却了联系。
我们再次见面，已是将近40年之后的新世纪了。我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悉尼探亲时，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与一位女士相邻而坐，她听说我来自复旦大学，就问我认识不认识许德政？我说：认识呀，年轻时我们常在一起打球。她说：许德政也在悉尼。我问：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她说：有，但我现在不能给你，因为他退休之后过的是隐居生活，种花、钓鱼、读书、写作，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大与别人交往，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见你，所以最好是你先将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负责转给他，让他自己与你联系。我表示赞同，就将我的电话号码抄给她。没几天，德政兄打来电话，我们就联系上了。虽然那次他马上要回福州探亲，我也即将返沪上课，来不及见面，但以后我每次来悉尼，总要相约聚会；近年我长住悉尼，就更时相往还。德政家有一个小园，他勤于莳弄，花枝繁茂，我喜欢坐在他的阳光屋里，饮茶，聊天，兼赏园中花草，感到是一种享受。
德政兄的确很少出头露面，疏于社会交往，但那是心情淡泊使然，并不是想做超尘出世的隐士。他倒是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真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喜欢园中莳花，水边垂钓，却不写脱离社会实际的花鸟虫鱼之作，移居澳洲数十年，而仍关心着祖国的民生、民瘼，前途、命运。本集中有许多揭露中国官员贪污腐化，讽刺商民欺蒙拐骗的文章，就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多年以来，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多说本国的好话，才是爱国主义，如果揭露黑暗面，进行尖锐的批评，那就是将灵魂卖给了洋鬼子，一定有什么“国际背景”。这其实是官方有意误导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掩藏黑暗，压制批评，以维护其统治。但黑暗的统治是不能长久的，其结果不但要使自己政熄人亡，而且还会使整个国家民族走向衰败。时下国人已失却道德底线，为了蝇头小利，可以不管他人死活，如本书文中所举：在食品中加上有毒的添加剂，用废弃血污之棉花、绷带做棉胎，用锈水管排在夹墙内做自来水管，农民买到的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而卖给国家的新棉，也就杂有棉籽、旧棉絮、草团和砖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德政兄指出，民间这种弄虚作假，正是领导者提倡说假话，猛刮浮夸风，而且还要惩办敢于说真话、办实事者的结果。“为官无信，致谎话满朝，为富不仁，使假货盈市，是无法无天之打伞老和尚种下的双胞胎。”（《骗人又骗鬼》）只有揭出弊端，加以改造，才能使祖国获得新生，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鲁迅之所以要提倡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即是此意。
中国人还有一种“为贤者讳”的习惯，对于达官贵人，必须隐其恶扬其善，以维护其“光辉形象”。而这种善于隐瞒的传统，一旦与某种政治需要相结合，就得到了恶性的发展。自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新闻的党性原则”等口号提出来之后，文艺、史学和新闻便都成为某一政党的宣传工具，其书写和报导都唯政党的利益是从，毫无真实性可言，也就失却了可信度。然而，无论文艺、史学或是新闻，其生命都在于真实。这一点，德政兄看得很清楚，他说：“史书的生命在于真实，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具有不怕踩地雷阵，不怕跳万丈深渊的勇气，给已逝者一个公正的评价，为死者洗去被人泼上去的污泥浊水，或被人涂上去的红脂白粉，还各人以本来面目，该留芳的留芳，该遗臭的遗臭。”（《“君且去，休回顾”》）本集中有许多文章，做的就是这项“还各人以本来面目”的工作。比如，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政者为了政党的生存需要，既要打倒这场革命的执行人，又要保护这场革命的发动者，于是就将毛泽东与“四人帮”切割开来，把所有罪恶都归于“四人帮”，而毛泽东则不能碰及，或者只笼统地说是有错误而已。但这既不符事实，也不合法理。所以德政兄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秦桧杀岳飞，康王知不知？”本集中有好几篇文章，就是通过一系列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结论是：“毛与江应是夫唱妻随，志同道合的老两口，而不是文过饰非者所形容那样，是同床异梦的一对老冤家。”（《“君且去，休回顾”》）这才是符合实情的说法。刘少奇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竟被一张大字报所打倒，而且被迫害致死，这当然是值得同情的，也应该为其平反。但同情不能代替客观的评价，事情搞成这样，他本人有没有责任呢？德政说：“刘少奇要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人们经多年修养，也终于修成了丧失主观能动性而任人摆布的工具。待到党中央主席一声令下，‘炮打司令部’，活工具们无不顺从地把炮口对准刘少奇、邓小平狂轰滥击，刘少奇之死，令人嗟叹，但其本人提倡驯服工具论而言，则又是求仁得仁，应无怨焉。”“宪法，宪法，宣传时轰轰烈烈，法大无边；执行时，畏首畏尾，唯最高指示为先；这才终于导致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践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倘不能保护共和国的普通百姓，到头来，也终将不能保护共和国的州官廷臣，保护共和国主席。‘殷鉴不远，就在昨日’。”（《刘少奇与宪法》）这是实际经验的总结。
本集中还有一些忆旧论人之作，如记钱锺书、记梁羽生、评陈寅恪、评杨宪益等，都是值得细读的好文章。这些作品，不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也反映了作者对人物的评价标准。中国是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德政曾批评道：“原来一个人价值之大小，在中国，端要看其官职之高低”，（《从万岁到万死》）而他本人的文章，则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看重的不是人的官职，而是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所赞扬的是那种不随流俗的独立精神，敢于反抗政治潮流的坚强性格，还有那种“主席呼来不上车”的狂傲作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当为己，不应为人》一文中，将郭沫若与陈寅恪的史学观和人生态度所作的对比。陈寅恪是史学大师，他自称为“迂儒”，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随风转舵；郭沫若亦是史学名家，位居庙堂之上，“生前曾荣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科技大学校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是一位集朝庭重臣、文化班头、科技掌门人于一身的大人物”，但他却缺乏独立意志，只是紧跟着政治形势转，不惜自我否定，唯上意是从。他们都有给予学子的治学赠言。陈寅恪在1929年5月，为赠别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写了两首七言短诗，其中第二首云：“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这里所谓“读书不肯为人忙”者，显然是针对当时的“党化教育”而言，与后来的“为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也是相对立的，“为己”的学术，应以探求真理为目的。陈寅恪一生坚持所走的，就是这条治学之路，他的学术成就，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郭沫若在1958年5月16日，给北大历史系师生写了一封长信，迎合毛泽东的圣意，拾过陈伯达的话题，大谈“厚今薄古”的方针，而且与当时鼓吹的“大跃进”精神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要学术围绕着政治旋转，其结果是毁灭了学术自身，而他自己也在不停地“洗心革志”，步步“紧跟”中出尽洋相，毁灭了自我。这个比较很有意思，不但比较出了两位史学家的人品和文品，而且也比较出了两条不同的治学道路的正确和错误，值得后人深思。
德政兄不写大题目的政论，但他的文章却有政论的锐利性；本集所收的，大概也算不得学术专著，但征引之丰富，考辨之细密，说理之透彻，却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及。倘要归类，这些文章大抵可以算作杂文、随笔之类，但要写好这类文章，却着实不易，其功效亦不在煌煌大论之下。
2013年1月20日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