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我把你的脑筋转一转，忘记掉现如今一切的流行与时髦；请让我把你的视野调一调，别注视正当下所有的庆幸和烦恼。跟我走吧，顺着那条依稀仿佛还存在的穿越时空的小道，回到公元一九七六年。
这是时间——你说它有，它就有；你说它没有，它就没有。
在一个孩子的眼里，生活就是黑白两道。睁开眼睛，天就已经亮了，就要吃吃喝喝，混几顿饭饱；拉拉撒撒，跑几趟厕所。还要去上学，要背很多的语录，要唱雄壮的红歌。夜幕降临，写不完的生字，抄不完的作业，困得不行，赶快去睡，在梦里拳打脚踢的撒着野，挥着胳膊给老师讲的长得像鬼一样的美帝国主义的后背踏上几脚再插上几刀。
这是地点——就在我长大的，一个终年下着蒙蒙的牛毛细雨，衣服从来不干，被子褥子和拖把都可以直接长出蘑菇，从年头到年尾看不见几次红太阳，接收和邮寄信件要“组织”检查并过目，信封上只有代码永远是“七零一”的地方。当林副统帅还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时候，讲求的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父母面临了人生中又一次重大的抉择，他们最后没有选择去青海，没有选择去新疆，而是选择了传说之中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天府之国。军纪严明的军列火车里，有一个和父母随军移防，乖乖的出生仅仅五十四天的小战士，我。千年的乱葬坟岗，迎来了绿色的铁壁铜墙。在这里，思想的“防空洞”一挖就是八年。
刚过新年，细雨绵绵的家属楼外，我还在与小伙伴一边跳皮筋一边说笑，伴着大喇叭里播放的诗词《念奴娇》。迎面走来了大个子叔叔，一脸的阴郁，沉重的脚步，路过我们的身边时，我像往常一样扬起头来跟他打招呼，“跳甚么跳，唱甚么唱，人都死了，还在唱呀跳呀！”我看了看左右，伙伴们一脸的惊惶，不禁吓了一跳，谁死了？
然后就是四月风波。
漂亮的音乐老师突然剃了一个超短的头发，教我们唱《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心里真是替她惋惜，多么漂亮的一条大辫子，说铰掉她就随手铰掉了。见惯了《去安源》里的五五式样的中分头，看惯了爸爸乌黑的三七分头，老师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竟然有剃着小平头的坏人，还不是一个，而是一大堆；我在台下诚惶诚恐地钻着牛角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小平头什么样啊？坏人为什么偏偏要剃个小平头呢？
学校放假了，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再一次回到了我的出生地，迎接我们的是北京夏天格外的炎热。
很久以后我才确切地知道，原来我竟然是北京人，只是不住在山顶洞。为什么是北京人，因为我生在北京。我生在北京就是北京人，现如今要是说给那些在北京混生活，南浮北漂的民工族和打工团的人听，管保被嘲弄地回上一句硬嘴：这真是一句超级大废话！
走进槐树花飘香的四合院，我在大姑家的床上随着惯性晃着，晃着：仿佛火车仍然在开；仿佛秦岭的云，仍然在在半山腰间环绕；我捧着那个火车上特有的特大的铝制饭盒，喷香地嚼着只有几片肥肉的过油米饭，美美地对着父母不停地傻笑。一个从小就住在部队的幼儿园，不爱吃肥肉，偷偷地把肥肉扔到别的小朋友的桌子底下，却装作没事儿发生一样的我，竟然爱死了火车上的肥肉饭，一个人吃了那么整整的一大盒儿。
表哥表姐们都特别懂事地陪着我玩儿，不苟言笑；我则一直挺开心的，成天价哼着歌儿笑呵呵地。“哼什么哼，笑什么笑！”是父母凌厉的目光伴奏下的怒吼，“人都死了，还在哼啊笑啊！”我半张着嘴巴，把惊惶留在了空中，又吓了一跳，又有谁死了？
然后就是七月如火。
梦境里拖拉机突突吐吐地开进了槐花吐蕊的四合院落，现实的我掉到了地上，爬起身来，看见三姑摇着晃着，穿不上满地乱跑的凉鞋。母亲在屋外高声大喊着，她有经验，因为上一次灾祸曾经在四川的松潘发生过。没有墙倒屋塌，没有人员伤亡，慌乱之中的四合院惊恐地迎来了黎明。
不能住在四合院了，我们去睡长安街。满街的各式各样的棚子，霸占着首都风景的独特。雷阵雨过后，看着被风雨袭倒的简易棚，大家开始交流，像筑巢的鸟一样，把各式各样的棚子不断想方设法地加固。我们在树上吊一把刷鞋的刷子，看它是否晃动；倒立一个酱油瓶子，留意它何时跌倒摔破；在架高的床下，挂上帘子打扑克儿，贴着纸条作为输牌的惩罚；同样是排着凭票供应食品的长队，我后来向二表哥学过插队加塞儿的绝活儿……所有关于那个夏天的自然常识，时到如今我都可以倒背如流，所有那些与那个年度有关的社会知识，事到如今我依旧在寻找答案，执著的求索。看着满大街横七竖八逃避自然灾祸的情形，我第一次开始发问：不是说人定胜天吗？简直是：一派胡扯！
然后就是九月的苍茫寥廓，平生第一个惊雷在脑子里轰轰然炸响！
万岁的人也会死？不是寿无疆吗？
男人没有儿子？不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
他的孩子竟然都姓李！为什么不姓毛？
太阳落了，东方，还红吗？还亮吗？
…… ……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其实我也没有张口去问，我被亲眼所见的现实开蒙，知道随便瞎问的结果。于是从那时起的我，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苦思冥想，学会了不动声色，学会了独自探索。
然后就是金秋的十月桂花香气馥郁。
作为一个孩子，我爱死了那段日子。
黑夜里还能听见大人们嘀嘀咕咕的，掩饰不住的兴奋；一大早就又是新的小道消息的汇总播报。我也曾经偷偷翻看过身为街道干部的大姑摆放在内屋书桌上的文件报告，那里面有很多领袖夫人还是大明星时的照片。怕被大姑发现，我躲出缩进，像孙悟空驾着跟斗云朵。
总之是有大事发生了，全家一起庆祝着。当是京城最最著名的一道菜，就是黄酒螃蟹宴，螃蟹还必须是三公一母。
父母被灌输教育了二十年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的信条，最终在这一年被改写。他们接受命运的安排就如同我接受他们是我的父母一样，是无奈之中的不可选择！我们的假期一直在京城无期限的延长下去，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山清水秀的家，春天里开满了金黄的油菜花的山窝窝。
二十年后有位哥们儿问我，最喜欢的乐曲是什么。他当时在录音录像部门工作，可以免费帮我录歌儿。我罗列中西，搜肠刮肚地长考了三天，请他帮着录了一盘中外哀乐，正反两面，一百二十分钟的时间，各种不同的配器，录满了我对音乐的看法与执着；应该说不仅仅是对音乐，也是对人生的看法与执着。
红尘里走这一遭，怎样才能面对人生的困厄。其实我只想做一粒有份量的尘埃，随心地在空气中飘升，在大地上降落；其实我只想做一棵有思想的小草，在湖岸边繁衍，在山坡上宁弯不折。
好，别罗嗦了，书归正传。
后记——这一篇是《尴尬人澳洲遭遇尴尬事》系列在《大洋时报》进行连载之前特地写的前言，也可以算是对自己童年少年经历的反思和沉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