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故去已有三载，如今我也年过花甲，眼前的许多事经常丢三落四的健忘，但一些远去的人和事却反而记忆清晰了起来。离开母亲半辈子，我又一步一步地靠近了母亲。

母亲生下姐和我的前后两年，就赶上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物资匮乏，实行人口限量票证供应的年头。母亲因产后虚弱缺奶，就决定请奶妈。后来听母亲说，当时宁愿自己吃青菜粗粮，也要让奶妈吃鱼肉米饭，保证有足量的奶水。从老照片里可以看到，八个月的我长的白胖胖的，可站在晾衣杆前的母亲却是瘦弱的，她一手扶着腰，在阳光下眯着眼睛，笑出了当年她脸上不该有的皱纹。

记得儿时，家里锅里烧的总是各半的米饭和番薯干。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抢吃番薯干，留出米饭让我和姐吃；当时我们正长个子，但买不起新衣服，母亲总是熬夜，裁改大人的旧衣裤给我们穿，当我觉得难看不愿意穿时，母亲总是说“要人穷志不穷，要争气”。那时我们上学穿的衣裤鞋子和书包都有带补丁，冬天里，我还穿过外婆的尖头小棉鞋上过学。作业的时候，拿不住的写剩下的短铅笔头，也要用笔套套着继续写；就连作业草稿纸，也是写在撕下的过去了的薄的可以看见油墨的皇历纸的背面。由于缺电，煤油也凭票限购，我们做作业和母亲打毛衣都是围在一盏煤油灯前的......。那些日子虽然过的清贫简陋，但我们心里是充实舒坦的。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我们感到吃苦在先，敬老扶幼，勤俭朴实，刻苦用功是人生一种最舒服的状态。

文革时期，“走资派”父亲被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担任教师身患疾病的母亲也被强迫劳动，在酿造厂露天的大院里清洗回收的坛坛罐罐，每天日晒雨淋，磨破的双手总是贴满了橡皮膏；当我和姐也被牵累停课急的团团转时，母亲总是语重心长地安慰我们“要相信，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记得那些日子，姐和我白天糊火柴盒维持家用，晚上自习初一功课，后来终于被破格进入原班级，给母亲和父亲争回了这口气。

我从小不知听谁说过，母亲和父亲过去都是教音乐的，母亲在《黄河大合唱》组歌中唱女高音，父亲唱男高音，但是从来没有听他们唱过。没想到在我十六岁将要离家万里，去黑龙江大兴安岭支边那年，母亲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架旧风琴，要和父亲一起给我们唱过去唱过的歌。

不久前，我在记忆中黑洞里找到的这幕场景：那是秋冬之交某个天色灰暗的下午，老屋楼上父母亲书房兼睡房紧关着的窗户都贴着白纸，房间里只点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灯泡，母亲和父亲脸面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戴着的白袖套非常地揪心，刺眼，母亲和父亲轮流弹琴歌唱。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那种不是一般的歌唱。那种嘶哑的嗓音随着丹田气息的支持和推动，经过口腔，鼻窦，颧骨头腔的共鸣，竟然喷发出如此辉煌的雄浑而嘹亮的声音；这种充满着像金属一样震荡的音响，似乎穿出了老屋的三角屋顶瓦背，把我们带到了激流奔腾，惊涛拍岸的黄河边上……。当时我听的全身直冒汗，因为母亲父亲经过文革如此摧残，只能气喘吁吁地，声嘶力竭地，一段一段地，间歇着，用力唱，我也是跟着一起用力。

从那以后，我也想学那种西洋唱法。回城后还从师学过几天，后来演话剧，电台现场报道，播音也是得益于这种丹田的藏气运气。至今，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歌唱，感受到这种音响的时候，我的交感记忆神经就会发颤，波及全身，热泪盈眶，激动半天。

我来澳大利亚至今最大的遗憾是，当我办好所有旅游手续，拿着机票，老人保险给家打电话的时候，母亲因体检患病，不能如愿来澳洲相聚。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母亲相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保持了当年母亲勤俭持家的传统，实现了每逢圣诞新年全家飞越太平洋探亲，让母亲和父亲能够看着海外的子孙们一年一年地长大，我们也能陪着他们一年一年地老去的心愿。

回去多了，总觉得自己在那种繁华的拥挤中显得土气，在人眼多的场合, 本来就不会应酬我竟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对众多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也感到眼花缭乱，所以,更多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呆在家里和母亲一起谈话，静下心来做我该做的事。当我闻到母亲烧出的绍兴家乡传统八宝菜，醉鸡，梅干菜肉，糖醋鲫鱼，茶叶蛋的香味时，就会情不自禁的用深呼吸去激活儿时的记忆，也总是要和母亲一起，祭祀祖先的养育之恩。吃饭的时候, 我还会像小时候一样，把所有剩下的饭菜和汤都给吃了。然后母亲就会笑着对我说“你回来了, 就不愁剩饭剩菜了”

二零零六年，母亲因肾功能衰竭引起尿毒症，选择了腹膜透析手术。那些年回家，母亲动过手术后也显得精疲力尽了，刚才还在和我说话，没过几分钟，就坐在沙发里睡着了。她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发黄，但很宁静安详，她的苍发有些凌乱，鼻梁上还挂着那副老花镜，怀里不是留着织了一半的毛衣，就是读了一半的报纸。

与母亲最后的一面是在二零一四年的清明节。当我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有熟人就告诉我“如能在清明节前赶到，老人或许还有救”。记得我当时是一路小跑，心也跳的慌，还不停地出汗，开车的时候，方向盘也被捏的湿漉漉的；办好了机票和加急签证，上飞机时，我的衬衫湿了干了不知几回。当我赶上了国际和国内转机，让出租车司机以最快的速度把我送到家，推门进去的时候，只见母亲在床上躺着，闭着眼睛，脸色蜡样。我看了一下手表，是清明节的前夜十一点三十分。

我在家陪伴护理母亲十多天。记得当时母亲是日夜不安地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痛苦地叫喊。我永远忘不了和母亲一起与病魔反反复复地进行那种呕心抽肠的痛苦抗争的情景，就像我的脐带是连在了我的娘胎里的感觉，让母亲吃止痛药的同时，我也要跟着吃止痛药才行。后来母亲真的竟然奇迹般地挣脱了死神的魔掌，又活出了六个月的生命。十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全家在墨尔本手机视频中见到母亲，并告诉下个月我们全家就回温州探望她，母亲点点头，眼睛睁得圆圆，显得很高兴。听姐说，那天晚上母亲睡得特别安宁，特别香。在最后的几天，母亲总是满脸微笑，目光总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从容淡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中国时间早晨七时二十分，墨尔本澳洲时间十时二十分，母亲终于等不及了，她摆脱了长时间病魔的折磨，在一种庄严的宁静中安息了。五十天后，我们全家从大洋彼岸飞回，手捧鲜花，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

母亲从八十三岁开始在家做腹腔透析，坚持每天每四小时做一次腹透，每次要从开口的腹腔中更换两千毫升腹透液。八年来，母亲用她坚韧和惊人的毅力，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万两千多次腹透，赢得了生命的时间和质量。这不仅是我们子孙的骄傲，而且也是人类与病痛抗争的骄傲。

我永远会记得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哼唱的“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 啊，母亲，你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将牢记你的教诲，坚守积极的人生信念。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于墨尔本